新时代下，中国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邓小平当初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把时代的主题界定为和平与发展，没有重大战争，大国间会不会打仗。这才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中国也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发展上来，否则只能是备战第一。十九大报告，依旧把和平与发展界定为时代的主题。
事实上，我认为所有时期都是战略机遇期，关键看你怎么塑造。中国现在的战略机遇比当年还要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比如特朗普来访、两国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在维护和平。这就是双方通过努力去塑造一种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都是人塑造出来的，前提是得有正确的战略判断。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定下的。当时为了翻译“韬光养晦”这个词，中国翻译界还有一场大辩论。原有的译法，就是表达吴越之争时的本意，大意是“先忍辱负重，有实力了再消灭你”;后来官方选用的译本体现的是比较谦虚、低调的意思。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了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我们把韬光养晦理解为谦虚谨慎、不称霸，不倚强凌弱，那么这种外交思想还是一以贯之的。
“有所作为”和“韬光养晦”是有辩证关系的，也是不会过时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有多强大，都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况且我们现在明确界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要有所不为。比如：不是说特朗普退出了一些国际舞台，我们就一定去填补空白。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中国积极有为的方面很明显，但在有些地方我们过去不卷入矛盾漩涡，现在还是不卷入。
这些年来，“韬光养晦是否过时”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争议很大。坚持韬光养晦观点的学者主要强调一般性，即：中国强大了也不会称霸，也不会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反对的观点则认为：现在我们强大了，有些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已经可以去做了。我感觉这两种观点并没有真正交锋，不是围绕着同一个焦点在进行争论，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争辩，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好。所谓鹰派、鸽派，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都是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的。换一个角度说，任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要有，对国家也是有益处的。
我现在写文章提倡中庸，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极高明而至中庸。这是我们自己独有的辩证法，其核心在于和谐而非冲突。中国文化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智慧，这些智慧一定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的。越学习西方，越觉得我们的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过去我们批判这是唯心主义，但王阳明可以把真正的知识和实践融为一体。
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很多地方都体现着“中庸之道”。比如我们在南海问题上采用双轨制。一方面，维持和东盟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和具体当事国来一一谈判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先保证大局稳定，再局部问题局部解决，这就是中庸之道。这个政策对东盟非常有效，当时东盟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史无前例地无法达成共同声明，而西方许多媒体、学者都判断中国会改变政策、南海必有一战，结果形势还是稳定了下来。这里面就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智慧。此外，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儒家文化与我们有相似性，这也是双方最终达成契合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带一路”的提法，一开始叫“战略”，后来采取了中庸的“倡议”的提法，这就是期待各国间的契合。
我们也不是只讲集体利益，不讲自己的利益，而是既要“达己”，也要“达人”。如何“达己”呢？要通过“达人”来“达己”。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复兴，中华文化对世界进步产生积极贡献也是重要方面。我们的中庸之道是积极的中庸之道，中国会一直做“稳定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面对不确定性，首先我们会高举进步大旗，坚持全球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这表明了我们的方向。其次，面对问题，我们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总是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特朗普上台后，外界对中美关系一度比较担心，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创造机遇。最后，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走极端，不做过火的事。中国现在这么大块头，大国就得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西方跟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做战略规划一般分三个部分，不仅有宏观概念，还得有具体措施，第三部分考虑后果。我们与西方不同，比较善于提出宏大的战略性的概念，很多具体措施不会跟进得那么快。因此，西方社会、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提出的很多概念，西方也难以直接反对，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这些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所以他们主要有两种质疑模式：一种说“你背后有阴谋”，另一种就说“你这都是空话”。比如“一带一路”提出后，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要控制大欧亚地区的战略。针对这些质疑，首先，我们确实要有行动。任何理念和方案都不能脱离行动。不管在做外宣的时候说得有多好，但关键还是看行动。
我在欧洲开会时就发现，东欧国家、甚至是西欧发达国家，对于“一带一路”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确实和对方商量具体内容。比如说，对方的发展上有哪些重点，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比利时，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港口安特卫普，很担心“一带一路”合作的铁路运输建设好了会影响港口经济，但双方一一协商后，对方发现有新的商机，愿意参与合作。另外，我们的政策一定不能强加与人，要考虑对方的适宜度。比如高铁，我们觉得很先进，但和老挝谈判就谈不通。他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大城市间通勤的高铁，而需要慢一点的、连通国内村镇的铁路，每一站都得停的那种。我们要考虑这种现实需求。
关键是要让对方相信这是会给他们产生福祉的政策。以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联合国现在的维和行动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维持和平”变为“和平建设”，要帮助动荡地区进行和平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建设。过去西方主导维和行动时，主要的路线是民主政治。这是西方国家的基本理念，他们希望战乱国家变成和欧美政体相同的国家，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不打仗、达到和平了。所以当时维和行动的重点是：双方脱离战争状态后，马上进行民主选举，简单概括就是“和平民主”。
现在，中国认为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的思路是“发展和平”“和平建设”。我们认为，刚刚结束战乱，当地人连吃的都没有，如果要他们进行选举，他们当然会去选举，但这对于维持长久和平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矛盾。我们应该先去进行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的人民有饭吃、有活干、有学上。结果证明这种方式有效阻止了冲突。这其实就是一种道路自信。建设是中国的长项，我们把自己的理念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有说服力了，比任何的说教都有用。
现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看到我们发展这么快，他们希望知道我们的理念、道路、实践是什么，也希望学习。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喜欢你当教师爷去教他，不愿意接受强制性的输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得到启发，将中国的发展方式应用于本国。
这就需要提到一点，我们的宣传话语需要改进。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外宣，引发对方的猜忌和误读。西方的逻辑是“国强必霸”，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理解我们的外宣，很多小国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用对方能听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包括主管部门，也包括媒体和学者等等，要让对方了解到：即使中国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依然是亲和的。我们得思考，如何让别人相信我们是亲和的狮子，国强不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