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正值毕业生大潮来袭的6月中旬。在那之前的6个月，北京房价又经历了一波汹涌的上涨，记者们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恐慌的中产家庭，写出一篇又一篇充满焦虑的故事。涨价的浪头拍到租客身上，就变成高了20%的租金，以及面积更小、位置更差的房子。
前一套房子的押金，也就是整整1个月的房租，被中介小哥以N个理由扣光，打扫房间的清洁费也算在我们头上——而带人看房子时，他们素来和蔼可亲，仿佛与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新租的房子里倒是没有遗留太多上个世纪的气息，但新世纪的气息也同样稀少——签完合同后，室友惊呼了一声，原来这房子是房东“裸租”的！
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在房子里看到的桌椅、沙发、床，都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而它们都被笑容可掬的中介小哥悉数写进租房合同的家具清单里——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稍有差池，我们交出去的押金很可能又要不保。一个大而无用的沙发占了卧室的小半壁江山，一台锈迹斑斑的旧空调挂机扔在客厅，中介小哥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们哑然失笑。
一年一度的糟心时段结束后，生活又回到惯常的节奏。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生出一种熟悉感，卖菜的大嗓门儿大姐、开粮油店的腼腆小哥、小超市的高个子老板，会慷慨地免掉零头，在你没带钱包、手机又没电的时候主动说“下次再给钱”。但直到又一次搬家，才发现这种熟悉感和熟悉带来的稳定感，只是一种错觉。
在北京租房两年，我终于领悟到鲁迅的那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比如，很多偶然因素都改变过我的租房故事。比如，突然一大批人要另找住处了；一个原先少有交集的校友决定来北京闯荡一番，就成了我的某一任合租室友；一个陌生的姑娘涨了工资，从她以前的隔断间搬出来，搬到我隔壁的卧室……故事中不变的是，租金涨了一波又一波，室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租房中建立的友情，总是欠牢固，可以轻易地被租金、工作、个人喜好等挤到后边。送走两位室友后，我也成了离开的那一位。
新居的房主是个老文青，卧室的两个大书柜上堆着几大卷宣纸，还留下一幅墨宝。
精装修的房子和崭新的家具电器，的确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居住的舒适感。但接下来就像小时候读到的“一双象牙筷子”的故事——一个人得了一双象牙筷子，便觉得其他餐具都配不上它；买回来新餐具后，家里的破旧家具却处处碍眼；把家具更新了一遍，发现老妻怎么看都不上档次……
于是钱包又继续“哗哗”地漏水，而且要花比原来多得多的时间打扫房间……
偶有停当，宅在屋里翻开《瓦尔登湖》时，发现像我这样自以为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傻“现代人”早就被梭罗嘲笑了个体无完肤。大概，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受物欲驱使而自以为别无选择的可怜家伙，日复一日地“为维持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劳累不堪”。
回头看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都城，能像今天的北京一样承载着这么多平民的致富梦、名利梦和面子。可能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像今天这样，普遍地割断了各种亲族关系，孤身漂荡。
可是我们的确别无选择，对吧？
我把从山里摘来的大松果摆在书柜里，心想，等老子诸般看淡，就去山里自己盖个小屋，跟松鼠做邻居，再也不折腾租房蜗居这等鸟事，再也不当这憋屈的“现代人”。
有位好心人打断了我的白日梦：去山里盖房，请问你有宅基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