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目前，上海和浙江两省市的改革试点进入尾声，录取工作接近完成，整体平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么一场重大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多，非常复杂，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7月26日，一场名为“高考改革实践与展望”的研讨会在上海百年老校格致中学举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首先点题。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开启“新高考”而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恢复高考40年，高考制度经过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3+3”的新模式对于考试、招生、中学教学有什么影响？“新高考”是否让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选择自主权？
资料图：高考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王康明 摄
在一天的会议中，150余名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育专家学者、一线教学管理者，以多元的视角，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3+3”让学生从“农耕”变“游牧”，可按爱好选学科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谈到2017年“新高考”的变化时说，中学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方式来应对新高考，教学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教学的方式要改变。
在高考改革的引导下，格致中学重构了“新四类八群”百门课程体系，包括公民人格类、科学认知类、生涯发展类和创新记忆类四大课程。
张志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我们的学生是‘农耕民族’，每天到学校，到一个固定的场所；现在学生是‘游牧民族’，可以选择到哪个地方去看看风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小鬼当家’。”
张志敏认为，现在教科书上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过去式，简单地用过去的知识去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从课程入手，改变以单科教学作为唯一教学目标(的状态)，课程要整合。这种整合是‘新高考’为高中改革提供的一种道路。”
浙、沪“新高考”改革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极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样化和学生的选择。以考试科目为例，上海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6门中选择3门考试，学生有20多种不同的科目组合可选；浙江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7门中选择3门考试，有35种不同的科目组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3+3”科目改革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内容，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扩大学生的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使得学生有获得感。
“我们也应看到，理论上‘新高考’给学生增加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落地，许多学校提供的科目选择还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社会还是过度关注高考总分和状元，这些功利性的应试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教学。”熊丙奇建议，要规范学生选科数量，把科目考试时间调整至高三，不对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学产生影响。
张志敏也认为，“3+3”考试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学校和考生会寻找考试技巧，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相应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