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二孩”政策和退休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劳动女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女性在做妈妈、做奶奶或做姥姥的时候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在带薪工作时间几乎与男性相当的情况下，女性的无薪工作时长要远远超过男性。昨天，“照料经济、社会性别与包容性增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召开，十多位国内外高校和研究院所学者分析了这些变化和新政策对家庭和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影响，并探讨政策建议。
女性的“时间贫困”
研究评估了目前我国在照料经济领域的政策环境，并研究了照料负担对性别平等产生的影响、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职业女性中持续存在，如果计入无薪照料工作，城市就业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相比男性而言要超出8个多小时，而且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即由于有酬劳动和无酬照料劳动时间过长，许多劳动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满足对休息和闲暇的基本需要的一种现象)。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城镇女劳动者与男劳动者一样，从事全职劳动，他们分别每周劳动43小时和46小时，但女劳动者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两倍，男性为每周10小时，女性每周21个小时。因此，城镇女劳动者的每周劳动时间比男劳动者长8个小时，需要承担大部分的无酬劳动以照料家庭。然而，女性的无酬照料工作对她们的就业选择、就业机会均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降低她们的收入。研究人员还发现，受“照料是女性的天然职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男性对家务劳动的态度并不积极，平时也很少承担无薪照料工作，因为这会让他们感觉不愉快，而女性则被教育默默地接受。
无薪照料全面影响女性
除了“时间贫困”问题，无薪照料责任还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业年限和收入，比如在养育孩子时，女性劳动者更容易造成个人事业的中断。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指出，现如今，女性职业发展与家庭生育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根据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缺少正规托幼服务是导致女性不愿意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家庭担负着儿童照料的责任，代际支持是家庭照料的重要来源。由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人口迁移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家庭普遍面临着照料资源匮乏的困境。家庭对社会照料的需求明显，但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替代和补充有限。事业和家庭之间的需求冲突迫使不少妇女放弃再生育一个孩子。不少妇女为了兼顾就业和育儿，不得不采取中断就业、灵活就业等措施来应对，但在收入水平、劳动保障和个人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在0—5岁儿童日常生活照料和日常教育中，父亲角色发挥不足。
此外，无薪照料还会影响到女性晚年的养老福利，双重负担及更高的工作量也会影响女性的心理健康。根据统计，年龄超过60岁的女性所获得的养老金收入约为男性的一半。对于农村的中年祖父母们来说，照料孙子女还会减少20%参加非农就业的机会，年收入减少约1760元。所以，中国女性无论是在做妈妈还是做奶奶、做姥姥时，都面临更多的挑战。
家庭照料退而不休
从中国0—6岁儿童照料安排趋势来看，由于低价儿童照料服务的减少以及高价私立幼儿园数量增长，日托的学龄前儿童的比例从24.1%(1991—1993)下降至21.7%(2009—2011)；由祖父母在照料的儿童的比例从39.4%升至53.8%。尤其在3岁以前的刚性需求阶段，有健康的奶奶成为获取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的重要原因。分析发现，家中有健康的奶奶，祖父母照料参与率可增加12%，而祖父母提供的儿童照料对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有积极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原来退休年龄相对较低，使得更多的城市中老年人加入孙子女照料的队伍。退休会增加29%女性照料孙子女的可能性，男性这一比例为21%。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正致力于通过改革退休制度以推迟退休年龄。这样，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就同日益增加的家庭照料负担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缺乏完善的公共照料体系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将会使中老年人所承担的照料责任转移给年轻女性，从而导致年轻女性劳动供给的减少，这将抵消延迟退休所带来的收益。
照料不仅是“女性问题”
董晓媛教授在作会议主题报告时指出，通过对比中国以及日本女性按年龄分布的劳动力参与率图可以发现，中国的育龄期间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日本，45岁以上的祖母的劳动力参与率低于日韩，这种方式使得中国年轻女性减少了工作中断。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女性贡献了家庭收入的40%，而日本只有20%多。在生育之后，很多日本女性都中断了工作，只能做兼职。在日韩等发达东亚国家，选择不婚不育的女性越来越多。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出现，提高退休年龄之后，中国也面临向日韩等国家退化的趋势。
董晓媛表示，从一个女性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她们为照料孙子女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多高，如果社会再对这种代价熟视无睹，认为就是女性的责任，女性默默承担，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模仿日本女性选择不婚不育。以女性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料模式是在一个农耕社会产生的，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旧的模式应该与时俱进，性别观念和家庭照料的性别分工也要与时俱进。全社会应该充分认识到照料价值。
研究人员建议，照料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政策应充分考虑到女性同时扮演赚取家庭收入和照料孩子的双重角色，应加大国家对照料服务的扶持和资助力度，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幼托政策应优先考虑如何让低收入、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家庭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均等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服务等。扩大私营及社区服务的照料供应也非常有必要，可出台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照料服务，以满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多元化照料需求。国家也应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年龄女性在就业及晋升方面的负面影响，鼓励工作单位提供兼职岗位。同时，开展宣传工作，鼓励男性参与照料工作，改变对照料的性别偏见，促进更加公平的家庭劳动分工、减少性别不平等、提高生活福利。
本报记者 孙文文 J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