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学者在观摩工作人员运用智慧法院系统进行立案。苏州中院供图
“法官办案会不会被机器办案取代？办案是要跟着机器转，还是以人为中心？”“通过机器的分析，会不会对传统的审判模式带来挑战？如何让当事人接受？”
刚介绍完“智慧法院”系统，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清宇就收到了法学家们一连串的疑问。
和徐清宇一样，江苏、上海和贵州不少地方的法检一把手近日迎来了一场“小考”，“出题人”是长期关注司法改革的14位法学专家。
6月1日到4日，中央政法委首次组织专家学者走进司改一线，考察地方经验。在4天左右的时间里，围绕司法责任制、员额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专家们总共提出了近200个问题。
在考察地之一的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听完专家们的发言，忍不住抛出“橄榄枝”，希望专家们能尽快再来上海研讨，“会诊”上海检察机关下一步的改革问题。
中央政法委负责此次活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组织专家学者到司改一线考察，这在此前从来没有过，希望专家们深入了解本轮司改的进展和成效，更好地将理论研究和司改实践结合起来。”
司法责任制
需明确“命名检察官”权力清单
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施净岚最近有些忙碌。
今年3月28日，通过统一选拔，她成为该院全国首批命名检察官办公室的4名命名检察官之一。
在检察院工作了20多年的施净岚，先后办理过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原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陶校兴受贿案等案件。
担任命名检察官，成了她职业生涯的一次新挑战。
按照上海市检察院的设计，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主要办理专业化类案和疑难复杂案件，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检察长的授权下，独立行使办案决定权，独立承担办案责任。
说起设立命名检察官的初衷，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说，“为什么搞命名检察官，最初的考虑是为了解决改革之后，大家体会比较深的‘授权不行权’的问题，有些检察官没权的时候想要自己做主，但真正下放了权力，又不敢做主，主体责任不够明确。”
和一般主任检察官相比，命名检察官的“配置”更高，比如主任检察官团队配备3个人，命名检察官可以配备4到5个人。
不过，放权之后，法官和检察官能否独立行使好权力，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命名检察官办公室是一个值得探讨，非常有推广价值的改革措施”，参与考察的中国人民大学刑诉法教授陈卫东在肯定的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模式下要特别注意，“命名检察官的设置会不会成为过去科长、处长的翻版？改革中一定不能忘记考虑检察官行使权力的边界。”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曾在检察院任职，他对上海检察院的探索表示支持。他认为，设立一个办公室，以业务能力强的检察官名字命名，对内可以增强命名检察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对外也可以扩大检察官的影响。不过，也要进一步明确命名检察官的权力清单。
在放权的同时，命名检察官的责任追究当然也比一般检察官更加严格，“如果我的办公室承办的案件出现差错，我需要承担责任。司法责任制的精髓在于，权力到位，责任才能到位。”施净岚说。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季卫东告诉记者，要建立追责机制，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审判主体要独立，否则责任不清晰，问责问不下去；第二是行为标准要明确，据此才能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为了确定这个“行为标准”，不少法院、检察院都进行了探索。据苏州市检察院检察长闵正兵介绍，苏州市检察院公诉部门将常用法律文书中的119种文书审批权限下放给员额检察官，侦查监督部门将52项法律文书审批权下放。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经法院审理作出了无罪判决，是否对检察官的绩效考核有影响？”季卫东就此提问。
闵正兵说，如果某一案件出现判决无罪或者案件事实发生重大改变，该案就会进入监督评查范围，经过复查认为承办检察官有责任，会予以追责；如果是因证据重大变化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则不会追责。
贵阳市花溪区法院院长吴莎在介绍司改情况时，也提到了追责和考核的问题。数据显示，两年来该法院共有174人次因为审判程序、办案不规范等问题被提醒或诫勉谈话。
吴莎坦陈，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法院，最初担心的是“如何定性错案”。“法官也最关心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建立了考核机制，不管是瑕疵，还是结果错误，内部考核先有一个初步意见，然后再上审判委员会和司改例会讨论。”对于法官的过错，则直接与晋级晋职和薪酬保障挂钩。
在谈追责和考核的同时，也有声音呼吁，要建立良性的评价机制。记者了解到，如何建立科学的考核和追责指标，也是司法改革下一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员额制改革
“办案”概念存争议 学者建议明确
在贵州考察的2天里，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温杰全程参与了和专家学者的座谈，并在纸上记录了46个专家提问。
温杰告诉记者：“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我们在试点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比如法官、检察官办案团队用哪种模式组建更好；法官检察官入额和院领导办案的问题等。很多问题给了我们启示，下一步要结合中央要求、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本轮司法改革中四大任务之一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通过遴选，一部分法官进入员额，在一线从事办案工作；其他在法院工作，而不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则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在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表示，法官员额制改革不是减少办案法官人数，而是对法官和辅助人员的结构进行调整。改革前，上海法院法官人数占到法院总人数的56%，确定33%的员额比例后，有700多名法官不能进入员额办案，“但是原来56%的法官并不都在办案一线，有的在后勤部门，有的在行政岗位，实际上在办案一线的也就30%多。”
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法院法官年人均办案187件，到2016年，人均办案量达到228.39件。
和不少人印象中法官人数减少、案件压力越来越大不同，崔亚东说，下一步司改中还将继续优化人员结构，员额法官可以从33%减少至30%，相应的司法辅助人员增至60%，实现一名法官配两名司法辅助人员。
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承志从2014年开始抓该院的司改工作，面对专家们讨论“入额后办案”的问题，杨承志说，法检两院确实存在很大差异，法院对于何为“办案”十分清晰，但检察院对什么叫“办案”争议很大，“入额的检察长、副检察长都要办案，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有事项监督和案件之分，比如事项监督包括刑事执行检察，要对看守所和监狱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属于办案吗？对于‘办案’我们也在探讨，确定领导办案的范围。”
对于“办案”概念的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铭也认为，随着改革深入，这一概念应该进一步明确，“有一些问题，学者内部也有分歧，我们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不代表权威结论，觉得有道理可以借鉴参考。”
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手段一定是辅助，代替不了法官”
上海市高院去年做过一个“一名法官一年究竟能办多少案件”的课题，通过对2000名法官办案用时和案件复杂程度的跟踪调研，最后得出结果，一名法官在不加班加点的情况下，最多可以办133起案件。
但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达71.49万件，跟2015年相比增长了近10万。
一面是法官的实际办案能力，另一面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后不断上涨的案件量，要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除了增加司法辅助人员分担法官的事务性工作，不少法院都瞄准了信息技术和大数据。
已经投入使用的“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大数据综合信息系统”包括6大应用系统133个应用软件，涵盖了整个审判流程，只需要在信息系统上轻轻一点，就可以看到受案以后扫描进去的证据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平台能实现类案推送，把全国所有的法律文书收集起来，同样一个案件，上海怎么判，其他省市怎么判，一目了然。
在苏州，这一系统被统称为“智慧法院”。通过“全景语音合议庭系统”，法官每说一句话，系统就会在电脑上自动生成文字，庭审时间由此平均缩短20%到30%。
系统还可以存储与案件相关的所有证据，只要法官“一声令下”，相关证据材料就会被“唤醒”，自动显示在电子屏上。借助庭审语音识别转写项目，电子卷宗也可以随案同步生成。
现场听完苏州中院院长徐清宇的介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抢到了提问机会：“每一起案件如果从证据材料开始就制作电子卷宗，成本怎么样？”
徐清宇回答说：“服务全部外包，由上海一家公司负责人工扫描，价格是1毛8一张。”
“法庭质证有时候是需要原件的，这个怎么处理？”
“尊重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如果提出异议要看原件，我们就去翻原件。”
紧接着王亚新之后，陈卫东的发言暗含担忧，庭审强调法官、检察官的能动性和亲历性，如果机器从中发挥了太大作用，办案人员会不会被牵着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的提问则更直接：“借助机器分析出来的结果，如何让当事人接受？”
徐清宇同意陈卫东的观点，“我们也反感机器人审判，法官审理过程中要根据个人社会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作出判决，我们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现在的改革要求办案人数越来越少，但是案件越来越多，怎样剥离一些非审判事务性工作，让法官专注于审和判，是一个考虑。”
对此，崔亚东解释说，上海把信息化手段引入到审判中，定位是智能辅助，一定是辅助，作用是把一些瑕疵挑出来，但最后的落点是辅助，不能让机器来决定。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