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山区里的“城镇化纠结”

　　中新社甘肃清水5月21日电 题：中国贫困山区里的“城镇化纠结”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张丹 宋宇晟

　　62岁的李银才与贫困抗争了一辈子，在卸任甘肃省清水县山门镇白河村党支部书记后，去年在距离村庄十几公里外的镇子上开了一家建材铺子，想“更好地发展”，期待“让孙子接受良好教育”，与贫苦彻底告别。

　　与很多“外出”的山里人一样，定居在城镇里的李银才一边念叨着“待在山里没发展”，一边又在城镇周边租了几亩地，种植一家人所需的粮食和蔬菜。对于山区里的家和田地，他也舍不得放弃，并定期回去打扫院落，四处看一看，“百年之后，那毕竟还是我们的归宿”。

　　耕地稀缺且贫瘠，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靠山却“吃”不了山……当了16年村支书的李银才对白河村的传代贫困“如鲠在喉”。他说，尽管近年当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善，但外出务工依然是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就是务工，也要走出大山，待在城镇上，机会总是要多些。”李银才曾不止一次地“动员”村民想方设法往城里挪一挪，但在“故土难离”情愫影响下，这些年仅有8户人家搬到城镇生活，并保留着村里的房屋和土地。

　　更多在镇子上租房“陪读”的村民，则常年辗转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几年前，56岁的苗天宝在镇子上买了楼房，但至今一家人仍“赖”在山区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城里的房子，主要是为了给刚会走路的孙子以后上学用。

　　一场雨水过后，院落一旁空地上种植的韭菜窜高了一截，炕头上一窝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蹒跚学步……苗天宝对眼前的乡村生活颇为满意。

　　“七八年前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短短数年间已吃喝不愁，道路修通让出行不再受阻。”苗天宝告诉中新社记者，他不打算离开村子，在山里住惯了，平时能随意串门拉家常，但城里家家户户的门都上着锁，“很不习惯”，农忙之余还能进山挖点野菜、中药材换点零花钱。

　　在山大沟深的陕西紫阳县高桥镇板厂村，贫瘠的农田产量长期得不到保证，有七成村民长年在外从事“修脚产业”，虽然辛苦，收入也还算可观。很多村民住的地方没有通车，移民搬迁成为较为普遍的脱贫之路，一些村民在镇子上买了房子，但一些老人仍不愿意“下山”。

　　“在镇子上买了房的年轻人不愿上山住，但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们又离不开，年轻人又必须回村里照顾老人。”板厂村村支书金顶鑫说，一些村民对是否搬迁也表现出了纠结。

　　5月，云南省宾川县萂村已进入雨季，小雨每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74岁的白族老人张学慧坐在自家门檐下修剪着一盆盛开的红色茶花，面前小院里几十盆大大小小的各色花卉在雨中更显娇艳。

　　“这院子就是我的小天地，城里哪有这样的条件呀。”张学慧抬头看了眼院子，手上的活不停。多年前，随“跳出农门”的子女们兴冲冲地奔向城市生活几年后，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萂村的这座旧房子里。

　　初中毕业的张学慧曾是村里的“高知女性”，特别注重四个儿女的教育。“虽然那时日子苦，家里种着五六亩玉米，老伴儿常年在城里打工，但还是坚持让孩子们读书。”她说，1983年，大儿子张艳峰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多稀罕，我特高兴。”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大儿子移民美国，其余三个儿女陆续在城市扎根。儿女们在大理州府所在地给老两口买了套房子。“高档小区的房子倒是很好，我们还是不习惯。”张学慧说，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走街串巷都是熟人，可在城里没朋友，邻里间也不怎么热络，一到下雨天更是憋在屋子里无所事事。

　　三十多年来，中国内地的城镇化发展如火如荼，但不少农民在其身份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了纠结，常年辗转城镇和乡村两端。近年来，这种城镇、乡村“互寂寥”的生活方式，引发“空心村”等现象。

　　有专家对此指出，在当前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村庄聚落形态的改变是必然现象。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是缩小版的城市。

　　因为拗不过老人，2008年，张学慧的儿女们出资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翻盖成两层白族小楼，精致淡雅。“落叶归根的观念在父母心里根深蒂固，他们离不开了。”二女儿张艳萍说，父母年纪渐渐大了，需要人照顾，等安顿好城里的生意，就回村里陪他们养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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