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主播都可以拿出手机，对于属意的对象进行直播，很多人是被动地参与了直播，甚至被别人“当猴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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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一家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刘某因为迟到导致误机，随后与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机场工作人员报警后，女主播一直向粉丝“直播”自己未动手打人，并哭诉被工作人员“欺负”，当时共有17万观众观看了直播。警察赶到后，查看监控证实是女主播脚踹工作人员，并用包打人。女主播已被依法拘留5日。(《北京晨报》5月15日)
据目击者称，当时“刘某的态度很嚣张”，大声喊着“你们不认识我吗”。这真是一个奇葩心理，你只是一个主播，别人为什么要认识你？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主播太没有素质。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做主播的年代，并没有哪一个平台对主播素质提出限制，有些主播甚至以没素质、不道德的行为来赢得关注。
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更深刻的感受。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都要正视直播成为表达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人们对直播很熟悉，其实又很陌生，在很多问题上还缺少深入研究。比如说直播心理问题，如同一个人到了群体中会发生心理变化一样，一个人进入直播业或者成为主播之后，会不会产生独特而有共性的心理？一些隐藏在心中，平时可能没有机会显现的心理，会不会外放出来？比如这个大闹机场的直播，其优越心理的产生，以及围绕手机镜头而发生的心理变化，就十分值得研究。这算不算一种因为直播而发生的心理变化？
再比如直播边际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前几年，因为公共领域普遍安装监控摄像头，引发了“满城尽是摄像头”的公共讨论。从安全角度考虑，安装摄像头的效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谁也不能忽视其伴生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公众之所以接受在公共场所设置摄像头，更多是因为公共安全更重要，在万般无奈中接受了权利侵害风险。
现在直播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满城尽是摄像头”，对个人隐私权保护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从形式上讲，目前的直播有两种，一种是坐在直播间，主播进行“一个人的表演”；还有一种是来到公共场所，主播拿着手机对粉丝进行直播。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以后公众出门，随时有可能闯入别人的镜头，成为别人的风景，被别人拿来直播。就像这位大闹机场的主播，那些“闯”入手机的人，包括机场工作人员，有没有拒绝直播的权利？这算不算一种权利侵犯？
众所周知，现在直播领域充满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很多主播都是冲着商业利益出镜的。法律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可这一切碰到直播，在无形中被消解。任何一个主播都可以拿出手机，对于属意的对象进行直播，很多人是被动地参与了直播，甚至被别人“当猴子看”。直播平台说起来有各种把控，但对此并无任何限制。这里，难道就不存在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吗？
面对直播时代的到来，很有必要探讨以边界为代表的直播伦理问题。像这位大闹机场的女主播，无论是喜欢的还是不爽的，都掏出手机进行直播，并且对着粉丝进行表演，这是十分可怕的。在注重权利的今天，应该没有人甘心成为别人眼中的“猴子”吧？（毛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