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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镇上初中的两三个混混拿着棍子翻墙进了男生宿舍的院子里，让一屋子的小学男生给他们钱，还顺手拿走了林婉莹同班男生新买的一双耐克鞋。
这件事，她以“阴影”来形容。即便过了十几年，她也记得清楚，“反正带头的叫张五万。”
不过在林婉莹的记忆中，班上男生关系都不错，原因很简单，“老大已经确定了”。“老大”确定的过程有些戏剧化：初中的“混混”来找她们班后来的“老大”吃了个饭，被孩子们传开了，于是就确认了他没人敢惹的“老大”地位。
与林婉莹同班的一个女孩，被传有很多男朋友，结果被班上的另一个女生拉了一群人连打带骂。“婊子”“被人睡过”就是他们为这个女孩贴上的标签。
据林婉莹说，同宿舍里最受欺负的就是家里穷、学习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在班上成绩倒数的女孩，父母不在家，奶奶拾废品养她，于是有的孩子会当面摆出嫌弃的表情，不愿意跟她做同桌。
如果说女生间的欺负是软性的，男生间则衍生出了更具帮派色彩的小团体。学者李涛调研的四川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最初同班同宿舍的编宿方式，学生由于彼此相互熟悉，更容易进行团体违纪行为，抽烟、打牌、喝酒、泡网吧，熄灯后长时间聊天，高年级小团伙欺负低年级小团伙等。
在李涛的调研中，小团体“兄弟帮”就是在初一时成立的，目的是为对抗当时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他们曾跟初二的“流氓会”、初三的“霸王团”因睡觉打呼噜、抢热水等原因打过群架。
在学校注意到这种现象，打乱年级重新编排宿舍后，“兄弟帮”又吸纳了不少挨欺负的低年级学生。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谁不够义气，就会被踢出QQ群，视为退帮。
每一个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比如，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面去不拿回来了；故意打坏教室后门上的玻璃；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桶……这一切恶作剧的原因是班主任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李涛曾对一个乡学校进行问卷调查，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8个摄像头使这所寄宿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状态之下。少年会故意用行为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他总结，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还有一种现象是，老师赞扬谁，谁就会感受到“舆论压力”。一次班上拔河比赛，林婉莹不小心受伤了。老师在班上表扬她为班级负伤。被表扬的林婉莹却在同学那里“被嘘了”。老师到宿舍时问她伤口怎样了，也被同寝室的人理解为“蛮装，故意出风头，拿这个赢得老师好感”。
在李涛的调研中，甚至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为了不被同学排斥，也不得不做一些轻微违纪的行为。就在学校刚刚强调不准用热水浇树之后没过几天，平时一贯乖巧的一个学生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公然将热水浇到树下。
当然，宿舍里也有温情时刻。有一次林婉莹被人骂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站出来阻止骂人的女孩， “不许你这样说她”“如果你这样说，我们也别做朋友了”。
事情的结果是林婉莹收到了骂人者的道歉。这个小插曲，也让这位挺身而出的“女汉子”成了班级里的“人气王”。
还有一次停电了，老师点上了蜡烛，大家围成一圈，跟老师争论起“大雨滂沱”的读音。一个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跑过来，加入到了这个圈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氛，好像家。”她说。
但是更多时候，这些微妙的情绪和故事都止于学生群体内部。初中时，林婉莹的学校给男女宿舍各配了一个“生活老师”。但是，“其实就是一些中年大妈，一言不合就恐吓我们要告诉班主任扣分”。
她们并不具备科学的管理方法，也没有关爱留守儿童寄宿生心理的能力，反而要依靠教学体系中班主任的权威。但是，拥有“只管纪律和卫生”的生活老师，这样的配备已经是“高配”。
“父母将孩子放进学校就放心了，但是其实学校承担不了这么多责任。”张旭东说。乡村学校的老师面临教学和经济负担，生活老师和心理老师更是没有进入编制。“留守儿童是额外的工作。老师的管理是不出事。”
然而，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全部。就像林婉莹就读的镇子里面那所冲出学校围墙，打劫同镇小学生的“混混”们，学校内部的“帮派”也有蔓延到社会上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