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亚洲象种群恢复、栖息地扩大之初，人象关系较为和谐。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和生态日益改善，消失多年后，野象终于再次在普洱开枝散叶。“先是独象探路，后是群象回归，象群在西双版纳各地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如今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分布范围有所扩展，从最开始的思茅区南屏镇，已经扩散到思茅区其他地方、江城县和澜沧县。”普洱市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刘素彬介绍。
亚洲象曾在我国近半国土上栖息、繁衍。后来，云南成为我国亚洲象唯一的栖息地。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象分布于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普洱、德宏、临沧4州(市)，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野象逐渐从德宏州、普洱市境内消失，种群数量也下降到了170余头。
近年来，随着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增强，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逐渐恢复。据统计，目前云南省的亚洲象种群数量在300头左右，是保护之初的近两倍。
由于种群数量极少，野象在中国境内消失的风险仍然极高。“人口增长对栖息地的占用导致其生境丧失，以及人象冲突造成的猎杀等，是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面临的最大威胁。”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明勇说。
“农地、农田甚至村庄附近已成为其觅食地，村庄周边河流成为其嬉戏、活动场所，农地、农田附近的林地则为亚洲象提供了休息的空间。”让陈明勇有些担忧的是，亚洲象和当地居民目前普遍处于混居状态，人象冲突的风险正在逐渐加大，这对保护亚洲象提出了新的难题。
野象肇事，矛盾初现
不少人对亚洲象从好奇、友善，转变为厌恶、恐惧
亚洲象出现后，很快，费兴旺便发现麻烦来了——本以为亚洲象只是“到此一游”，谁知它们却和滑石板村民一样，在此扎下根来。
作为生态移民，滑石板村民懂得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也珍惜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不过，亚洲象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庄的发展轨迹：原本每年为每家农户提供上万元稳定收入的甘蔗田，在野象活动频繁的年份，将近2000亩出现绝收。
于是，每逢甘蔗收获季节，滑石板村便开始上演“甘蔗抢夺战”，面对野象抢食，村民抓紧抢收。
在政府引导下，村民开始转变种植结构，改种咖啡、澳洲坚果等经济作物。“咖啡、坚果大象不吃，但是生长周期更长，大象所过之处，这些经济作物损失更大。”费兴旺说。
根据保险公司的理赔数据，仅2014年，普洱市就因为亚洲象肇事损失粮食作物1844吨，甘蔗1418亩，经济林木28.1万株，芭蕉30.6万株。
偏低的补偿让村民高兴不起来。“橡胶补偿最高仅为一株25元，而一株橡胶的实际价值却至少两三百元，补偿不足实际损失的1/10。”江城县林业局副局长江东告诉记者，尽管普洱市通过野生动物公众责任商业保险的方式对野象造成的农户损失进行补偿，但因为资金所限，始终存在补偿标准少于实际损失的问题。
除了财产损失，还有更让群众担心的事：野象伤人。据统计，1991—2014年间，在西双版纳州，亚洲象总计造成44人死亡、273人受伤。在普洱市，截至目前，已累计造成11人死亡、32人受伤。
整董镇江边寨的野象监测员李德强告诉记者，2011年野象到村子之前，江边寨有100多人在村内劳作，如今仅剩20多人，其中有人是担心自身安全，选择了离开。
厨房排水管道被撞裂，房子周边的香蕉被踩得东倒西歪，澳洲坚果也被踩断。李德强家门前的河流是野象过江的地点，大半年时间会有野象活动。记者采访前夜，野象刚刚“光顾”。“这次损失不多，就不申报补偿了。”李德强说。
“心里担心，想想也恨，可是得忍。”费兴旺说，不少人对亚洲象的心理，已从欣喜、好奇、友善逐步转变为厌恶、恐惧，甚至仇恨。
野象往往昼伏夜出，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整董镇还专门调整了周五放学时间，专门设置了半天“象假”。“现在镇里中小学校放学时间提前到了下午2点，以便家长提前接送，确保家长和学生安全。”整董镇副镇长李锐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