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惟生的朋友圈，他已对读经教育产生了困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王财贵在大陆宣讲并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自言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彼时，正是国学热兴起，“读经运动”在中国勃兴之时，王财贵的理论获得大量信众支持。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他们也成为了这场体制外“教育”的实验品。
那么，近十年的“读经教育”成效如何？最早的这批读经孩子又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新京报记者关注读经现象，勾勒出一条以王财贵为主导的读经教育产业链条。
很少有人的求学经历，比济南少年郑惟生更曲折。
小学四年级时他离开体制教育，此后九年，辗转八省，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郑惟生回忆，那是一种接近清修的生活，居于深山，无电无网，与经书为伴，每天背诵十小时。
郑惟生退学的2008年，正是“读经运动”在中国勃兴之时。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宣称能帮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让他们与孔、孟产生心灵呼应，造就大才，甚至圣贤。
这与家长们逃离体制教育、追捧传统文化的热忱不谋而合，此后在全国建起的上千所读经学堂里，都是摇头晃脑背着经典的学生。
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19岁的郑惟生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之东流；20岁的江苏姑娘李淑敏在大学旁听时，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美。
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你儿子是大才啊”
郑惟生的书架与同龄人不同，没有科幻小说，没有日本漫画，除了儒家经典，就是佛经。
《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大佛顶首楞严经》……
过去九年，郑惟生曾整本背诵过这些经书。但如今，他已不愿哪怕再翻开一下。
这个炎夏，他正在备战英文自考。19岁了，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
8月12日，在济南家中，说起儿子读经这九年，郑惟生的母亲李璇感到迷茫，为什么这条开局充满希望的读经之路，最终偏离了正轨？
2008年，郑惟生在山东师大附小上四年级，他从小爱看书，但作文成绩老是上不去。在李璇眼里，儿子上学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一天，学校发了一张光盘，是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王财贵，台中教育大学教授，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历经20年，他一手缔造了“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被大量拥趸所追捧。
演讲中，王财贵描述了李璇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要通过简单的读经，就能将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贤。
她被这种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读经学校的作文培训班。第一篇作文郑惟生写的是孔子，600多字，读经班的老师感叹：你这儿子是大才啊！千万不要在学校里耽搁了。
李璇雷厉风行的性格在这点上体现无疑——立即给儿子办了退学手续，送到了北京一家读经学堂。此举遭到郑惟生父亲的强烈反对，但没有拗过李璇。
学堂的日常是背书、学书法、武术，不用每天都做作业了，郑惟生并不抵触，还觉得“好玩”、“新鲜”。
和李璇一样，更多的家长并未读过经典，他们有个朴素的想法：学堂里“不仅教知识，也教做人”。
2008年，江苏常州，读经学堂“吉祥之家”成了李淑敏母亲心中，拯救叛逆女儿的救命稻草。
不只是李淑敏，这个学堂里招的20多个孩子，大多是因为不听话被送过去的。说是读经学堂，其实这更像所谓的“问题少年救助所”。
在这里，李淑敏被要求每天清理卫生间。老师的要求是，台面上不可以有一滴水，马桶不允许用刷子洗，而要把手伸进去擦。墩地也不可以用拖把，必须跪在地上，一寸一寸，用手擦得干干净净。
在吉祥之家的封闭式管理中度过两年后，母亲对李淑敏的评价是，嗯，乖多了。
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对郑惟生来说，读经生涯的正式开端，是2009年，母亲嫌北京的学堂太宽松，把他送进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学堂。
那正是国学热最盛的时候，这年《百家讲坛》蝉联“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央视栏目”冠军。数量巨大的人群支持传统文化、学习儒家经典。遥远的南方，深圳凤凰山上开起了上百家读经学堂。
但郑惟生觉得，日子变得难熬起来。
新学堂在深山之中，满山的草木长得疯野。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
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的声音。
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地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有一年春节，他甚至不被允许回家。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
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
佛经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所学堂课程的全部。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
但老师之间也会意见不合。学堂里的老师，有些是体制内的小学教师，有些是佛教徒。郑惟生记得，一位老师要求学生学《弟子规》，全天劳作，一天擦桌子200遍；另一位老师则笃信佛法，要求全天背经。两人争起来，吵得不可开交。
学堂里有大量藏书，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阅读。如《史记》、《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禁书，理由就是老师反复强调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净心”。
刚开始，郑惟生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他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还能在背经典的间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后，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理解词句的意思，词典也被没收了。
入学一年后，他被允许独立学习，便开始了一项冒险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入睡后，溜进另一座藏书山头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
他此后回忆：“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活灵活现、熠熠生辉的。”他觉得那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2012年，长长的书单也到了背完的时候。学堂生活的宗教化规定也变得更琐碎严格。比如要进行宗教仪式的早课，念佛、绕佛、拜佛；上厕所要先拍手三声，并念专门的咒语，提醒厕所里以排泄物为食的恶鬼；再比如不小心踩死昆虫，需要进行一整套的宗教仪式，给它超度。
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去了密云山中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
这个学堂更加偏远。孤独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还会断电。
这时，郑惟生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没有老师讲经，他独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