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如常的日子，一男子走进了通州一家超市。
“给我拿条烟。”
视频监控拍下一男子在超市中调换商品的过程
“你要什么烟？”
“中华的。”
就在店主转身找钱时，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条一模一样的烟，熟练而迅速地做了调换。
视频监控拍下一男子在超市中调换商品的过程
“西凤酒给我拿一瓶，拿一瓶西凤。”
“这些230。”
“要230？”
男子表现出对价格的不满，拿回钱，离开超市。
视频监控拍下一男子在超市中调换商品的过程
这是通州超市行业协会会长陈辉（化名）提供给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的一段视频。掉包者正是近期频繁出现在北京各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他们专门拿假货掉包商家的真货，隔天再从商家找出假货，然后以合法打假的名义进行敲诈。
数年内，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已形成了一个江湖。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的“新消法”实施一年后，2015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3倍。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行为之外，采用掉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方式进行敲诈的案例屡见不鲜。合法打假的崛起，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净化市场的作用，而其中乱象，又激起了新的矛盾，导致了超市群体与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对立。
一位打假人表示，现在恶意打假越来越多，因为有利可图。
文| 新京报调查组 卢通 实习生 施锦珍摄影| 卢通
“打假英雄”还是“敲诈刁民”？
掉包香烟是打假中最常见的套路。
在一段超市老板提供的监控中，有两男子进入超市买香烟，售货员拿出一条红色香烟放在柜台上，然后转身拿别的东西。
穿黑色外套的男子迅速将香烟揣到自己怀里，另一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样的香烟放在柜台上。随后黑衣男子离开超市，疑似出去放货，回来又要求再买一条。
然后，两人互换着重复掉包、出门、回来；再要货、再掉包，就这样，短短的13分钟内，他们掉包了六次，最后没买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超市。
这还没完，此后，两人再次出现在超市，买回之前掉包的假烟，并向超市索赔。因有视频为证，当然索赔没有得逞。
不过，这种恶意打假现象，在北京的小超市内时有发生。
4月10日，昌平某镇超市突然来了食药所工作人员。称有消费者举报，在超市购买的价值10元的豆奶粉已经过期。
老板罗云（化名）一头雾水，她说“超市每天都会查验货架，不该有过期食品”。经过现场取证，食药所工作人员并未发现消费者所称的过期奶粉，但发现其售卖的冬虫夏草酒存在标识不规范、花椒大料无等级标注等问题。
接下来几天，罗云接到食药所电话，大意是协调她与举报人“私了”，金额为1000元。如果不接受“私了”，后果很麻烦：由于被举报出售过期食品，罗云很可能面临不低于5000元的罚款。
4月19日，罗云接到通知前往食药所。她发现，被同一时间举报的还有其他8家超市。
摆在9位老板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正常立案接受处罚，处罚金额最低5000元；要么接受调解，自行联系举报人，并赔偿举报人1000-2000元，举报人随后撤诉，事情了结。
事后，9名老板组建了微信群。罗云将食药所给他的举报人号码发到了群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9家超市的举报人是同一个人。在与其他同行的交流中他们发现，举报人在当地超市界颇有名气，遭遇过此人“打假”的大有人在。
罗云和几位老板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职业打假人”。
“他们进店里都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形式出现。”在顺义拥有多家超市的王刚，在长期观察“恶意打假人”的行为后总结出了不同：“一般人进店买东西，一般是拿了就结账。但是这些人不一样，进店里翻这翻那。”
罗云回忆，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认为遭遇了“敲诈”。但如果不接受调解，针对自身被抓住的“短处”，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
由于协调存在一定期限，大家一致选择了“拖”。
“协调的期限快到了。”7月6日，食药所一位工作人员劝说罗云尽快与举报人联系。
工作人员提醒，面对恶意打假人，他们之前拖着不给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特别快地赔偿，打假人下次会变本加厉索赔。”但如果超过期限仍没有协调成功，就要正常走程序立案处罚，要给举报人做书面回复，罚完钱还要申请奖励（200-300元），下面一堆事情，非常麻烦。
最终罗云选择“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