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多为外来人员初高中文化
常州市新北区检察院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20件21人中,男性16人女性5人,40岁以上的17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4岁,年龄最小的仅16岁,外来人员13人,20人为初中、中专、高中文化。
而常州市天宁区检察院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12件12人中,男性约占83%；40岁以上中年人约占50%,约92%为外来务工人员,高中、中专学历者约占42%,初中、小学学历者约占42%。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该院还首次办理了外国人涉嫌非法行医罪的案件。
据天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俊涛介绍,非法行医者的“黑诊所”多集中在外来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如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很少发生在市中心等繁华区域；这些黑诊所多开设于租用的居民楼或自建房内,或借用宾馆酒店的客房作为场所,卫生环境和医疗设施都无法达到国家标准。
“非法行医行为对象及案件受害人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已经习惯在租住地附近的小诊所治疗感冒发烧、牙病等常见疾病,经熟人、老乡介绍前去就诊的病患是非法行医行为的主要对象；受害人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大部分人无法承担去公立医院接受正规医疗服务的费用。”张俊涛说。
此外,在酒店、美容院等市中心高档场所为具有较高经济实力的顾客提供非法医疗美容业务,已经成为近年来非法行医犯罪的新趋势。如天宁检察院办理的韩国籍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在常州一大酒店客房内,为多人注射未经中国药监部门审批检验的韩国肉毒素等药物,一次收费高达5万元人民币。
据张俊涛介绍,从事非法行医的人员大多接受过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监管部门的处罚,所受处罚以口头警告和罚款为主,部分人员甚至曾多次受到行政处罚,但不思悔改,仍然继续从事非法行医活动。该院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绝大多数都属于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情况。
而据新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邱颖娴介绍,该院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20件21人中,也有不少人被行政处罚过,其中一人还是在非法行医被判刑后缓刑期内再次非法行医被查获。就行政处罚而言,罚款金额远不及非法行医的收益,如该院办理的单某某非法行医案,其先后两次受到行政处罚,每次处罚的金额只有20元。
“黑诊所”方便便宜不用预约排队
据邱颖娴介绍,“黑诊所”集中分布于外来人员聚居区及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多数离市区相对较远,公共医疗资源不充沛的区域。他们普遍收入较低,医疗保障不健全,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黑诊所’以其方便便宜的特点,很能吸引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而且地下“黑诊所”就在他们民居的附近,不用预约不用排队,也不用赶很远的路前去看病,正契合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期待。这也是非法行医犯罪屡禁不止、持续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邱颖娴说,在该院办理的案件中,最早非法行医的犯罪嫌疑人于2005年便开始非法行医,曾先后多次被行政处罚,仍持续非法行医。究其原因,还是“有市场”。
而张俊涛表示,行政执法部门监管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我国法律而言,根据非法行医行为的性质不同,卫生、食药监、公安、城管、工商等多个部门都具有监管职责,“多头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工作衔接不顺、职责厘定不清等情况,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尚未建立畅通的线索、案件移送平台,因此始终未能形成打击合力。
“非法行医多发生于城乡接合部等偏僻地带,地域面积较大,人员构成复杂,不少非法行医者夜间仍在开展业务,而负有直接监管职责的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人手不足,无法保持长期、持续的有效检查和跟踪监督,客观上导致了非法行医行为处罚后又复发的情况；与此同时,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然存在重行政、轻刑事的监督倾向,发现非法行医行为,大多罚款了事,而罚款金额较低,且不具备主动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的意识。”张俊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