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又返贫
在同属国家级贫困县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天价彩礼也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2014年，共青团宁夏区委青年干部金宝来到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驻村工作，并担任红太村的第一书记。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但当地高昂的彩礼却让他吃了一惊。
“西海固苦瘠甲天下，而王民乡又是西吉县19个乡镇中条件最艰苦的。”金宝说，红太村位于王民乡南部，地处烂泥河流域，2014年人均纯收入3800元，人均有粮521公斤。
就在这样的贫困村，金宝注意到，年轻人的结婚彩礼却普遍偏高，“平均超过10万元”。很多村民加上操办婚礼，结个婚少说也得十几万元。
“很多家庭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都得借贷，这就使得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金宝说，现在精准扶贫工作很实，农民基本生活都有很大改善，这种由于高额彩礼导致的新的贫困在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但确实影响了贫困户的脱贫。
金宝认为，这些年政府通过各种惠农政策和扶贫举措，基本解决了原来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因学致贫问题。但彩礼致贫的现象，因为起因于民间风俗，村干部也不好直接干预。
红太村党支部书记蔡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也坦言，近年来村里彩礼致贫现象显而易见。
“男孩有工作，女方对彩礼就看得不重，男孩若没有固定工作，就得出十好几万的彩礼。”据蔡娟观察，现在农村女方很看重男方家的经济实力，若男方家庭殷实，收入有保障，“女孩两三万也可以嫁过去”。反之，女方就会对彩礼过高要求，张口就是10多万元，“觉得这笔钱就是个保障”。
在红太村，越穷越结不起婚的情况非常突出，很多适龄青年都拖成了结婚困难户，目前就有9名年过四旬的男人打着光棍。
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男子就算勉强结了婚，也会负债累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正常家庭，结完婚5年内不生病、不出大事，才有可能勉强还完贷款。”蔡娟说。但是，即便如此，农村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为孩子娶媳妇。只要孩子能结婚，“就算全家砸锅卖铁再过苦日子，也为家里增加了一口人，成全了一个新的家庭。”
蔡娟告诉记者，到今年年底，经过精准扶贫工作，红太村人均收入预计能达到5000元，基本能实现脱贫任务。但是按照目前10多万元彩礼水平计算，结一次婚仍然要花掉一个三口之家10年积蓄，“要结婚的家庭，很有可能又跌破了贫困线。”
“基层的乡村干部知道彩礼导致脱贫不稳定的现象，但都觉得不好管理。”面对这种民间约定俗成的事情，金宝很为难。蔡娟也坦言：“男女结婚是双方的私事，只能由双方商量着处理，村上没法干预。”
沉重的彩礼负担最终引起了西吉县政府部门的重视。今年3月，西吉县多部门联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抵制高额彩礼，节俭办婚事。
该倡议书称，高价彩礼给新组建的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和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导致群众因婚借贷、因婚返贫，不堪重负，办不起婚事。尤其是女性朋友，要自觉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礼金，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抵制用高额存款单做嫁妆的陋习。
不过，在金宝看来，这份倡议虽然出现得很及时，注意到了普遍存在的高价彩礼致贫的现象，“但是，它也仅仅是一份倡议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基层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
“剥削”难治理
对于日渐频繁的因婚致贫现象，从政府层面意识到问题的不只宁夏西吉一地。
湖南省委政研室一份对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的调研报告指出，除了因病致贫、缺技术致贫、交通条件落后致贫等主要致贫原因外，时下农村结婚彩礼成本居高不下，也导致了因婚致贫现象的出现。
该报告披露，金厂坪村贫困户杨文卫的家中原本有两万元积蓄，但是儿子结婚支付彩礼后，又因为儿子生病住院导致小两口离婚。“人财两空，现在还欠账3万多元，我们全年收入仅4000多元，凭自己力量不吃不喝要还7年。”杨文卫诉苦。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完全统计，除宁夏西吉县外，安徽省砀山县、甘肃省崇信县和张家川县、四川省雷波县等多地均出台了抵制高额彩礼的倡议或规定。
其中，安徽砀山县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发的倡议书提出，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大办宴席等不良现象。该县官庄坝镇在当年4月举行的千人倡议签名活动中，更是有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当场表态，“不收、不给天价彩礼，聘礼控制在3万元以下。”
甘肃崇信县则从法律角度入手，通过培训使村民在保媒拉纤过程中自觉与“天价”彩礼现象作斗争，从源头预防媒人哄抬彩礼行为。同处甘肃的张家川县还指出了贷款送彩礼的危害，在一次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发放仪式上强调，应向贫困群众讲清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是有借有还、用于发展产业的专项资金，不能用作婚嫁彩礼或其他消费，一经发现，全部收回。
与倡议不同，四川雷波县西宁管委会出台了明确的规定。2013年12月，当地发布了《关于加强对移风易俗中婚丧等民事活动的引导和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通知要求，婚嫁中，给女方家礼金在6万元内，彩礼在2.6万元内。女方不得再索要其他现金及财物。超出规定多给的，一经查实，予以没收。
雷波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江泽明告诉记者，出台这个规定有特定原因。“高额彩礼不但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极容易引发男女双方家族之间的冲突。”因此，管委会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彩礼金额上限，并抄送县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备案。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纵然有高价彩礼致贫现象，但党政机关出台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这背后有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的深层次社会根源。
“传统中国的通婚圈大概在方圆20公里内，每个地方都有家庭条件很差的男性娶不到媳妇。”贺雪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但是今天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了，贫困地区的女性不愿留在当地，让沿海地区条件很差的男性也有可能成家，老少边穷地区的光棍却大幅增加。
贺雪峰表示，虽然因婚致贫值得关注，但制定硬性的彩礼标准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农村工作有其特殊性，基层干部推行政策一般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高额彩礼这种准社会性的现象，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并不现实。“政府出台限制彩礼的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
贺雪峰也强调，不论是彩礼主要交到女儿手中的代际财富转移，还是主要交到女方父母手中的家庭财富转移，都是对男方家庭的极大剥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负担。政府最好还是通过倡议方式，倡导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的婚嫁观念。
“只要农村性别不平衡继续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就会延续。”贺雪峰指出，当下中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大，农村女孩大量流失，导致农村适龄结婚青年性别比失去平衡。农村适婚女孩缺少，彩礼必然随之推高，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军、杨彦文为化名）
（原文标题：贫困县婚礼调查：一婚穷十年 娃大了婚债还没还完
原文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1/c_1290027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