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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