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重于数额的量刑趋势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后，彭曙、胡浩龙并非第一拨因为贪贿被判死刑的国家工作人员。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被媒体称为“广州第一贪”,涉案金额超过3亿。去年12月，张因犯有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三人以外，同为2014年受审的高官无一获死刑。比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受贿1095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4755万，被判处死缓；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3558万，被判处无期徒刑……
从这些数字来看，很多人大概会把涉案金额是否过亿作为贪官生死的分界线。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认为，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的确是最主要的量刑标准，“这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依据1997年刑法，个人受贿数额超过10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贪贿大案不断涌现，司法机关量刑时逐步放宽了涉案金额与刑罚的对应关系。即便如此，如果涉案金额超过百万，也算是“数额特别巨大”。
阮齐林同时表示，对贪官是否判处死刑，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后果。在不涉及命案的情况下，“是否因为受贿违背了职责，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是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恶劣影响等等，都是可能导致死刑的理由。”阮齐林说。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对阮齐林的观点表示赞同。在钱列阳看来，“‘罪’是立体的，由多方面行为构成，绝不仅仅是涉案金额这么简单。”一名涉贪官员归案后是否承认错误、积极退赃，是否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转移到国外无法追回等，都是评判罪行的重要标准。钱列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表现比数额本身更加重要，在量刑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在情节重于数额的思路下，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一正一反两个鲜明的例子。2009年7月，陈同海以受贿1.9573亿在当时创下1949年以来全国最高涉案金额。但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还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北京二中院对其从轻判处死缓。而早陈两年宣判的郑筱萸，虽然受贿金额只有640万元，却因为“严重破坏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和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