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南方局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积极为争取抗战胜利多作贡献，引导他们放眼未来，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
被誉为中国“猪鬃大王”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古耕虞的后半生道路就此改变。他在回忆中说，这个变化“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曾用唐人张九龄“一枝何足贵，怜是满园春”的诗句，开导古耕虞要有远见，应该爱怜祖国的春天，使其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银行家宁芷村也说，周恩来曾亲赴他的寓所约请部分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当时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爱国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就是不能再对蒋家王朝存有幻想，而应该投身到人民民主运动中去。这次谈话传播开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得后来一些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重庆临近解放时，没有选择跟蒋介石到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周恩来等的讲演，向民族资产阶级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治主张。《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不仅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表彰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不断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特别是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对蒋介石集团极为不满，而又对共产党尚有疑虑的情况下，为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争取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此外，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即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经过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逐步走向了人民阵营。
3 掀起进步文化运动 推进抗战和民主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进步文化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文化统一战线。”刘志平介绍，文化工作是一项引领思想、凝聚人心的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传播“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南方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暨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平台，团结进步人士，占领文化阵地，发展抗战进步文化，开创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新局面。他们还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阵地，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以笔为战戟，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种种行径；以斗争求团结，巩固、维护并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12月6日，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因不畏强权，敢怒敢言，刚直不阿，被蒋介石以“派马寅初赴前方战区研究经济”为名，命宪兵将其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