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看似融洽，但周恩来却透过表面的平静，感到江南新四军危在旦夕。他在当晚给中共中央的急电中认为：“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果然，10天之后的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当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时，南方局毅然站在国共斗争的最前沿，以斗争求团结，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皖南事变”后，中央一度认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数电催促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做出周恩来等领导人于最短期间内离渝的指示。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南方局领导人认真研究目前的局势和肩负的任务后，断然决定：坚守重庆，尽可能争取时局的好转，并反复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坚守重庆。
紧接着，南方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从1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一连数天，向蒋介石等人进行紧急交涉，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7日，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和挽诗，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周恩来、叶剑英还布置军事组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传单，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25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交给张冲转蒋介石，严正声明：蒋如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
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由于中共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因此陷入空前的孤立。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南方局以政治进攻的手段缝合了国共合作中的裂痕。
2 最大限度争取中间势力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从阶级或政治力量来讲，主要是两极，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刘志平介绍，抗战时期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或政治团体、拥有武装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记载，毛泽东曾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
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完成这一“极严重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均主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
针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周恩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残酷压迫中共的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民主党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中共密切合作。本着“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南方局和周恩来大力支持并援助民主党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压制。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帮助其发展地区组织，使其政治影响日益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