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部分同志合影。
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
1939年6月25日，周恩来为抗战两周年题词，以鲜明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
台海网(微博)9月2日讯 据重庆日报报道，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直接接触。
1939年1月，南方局于重庆成立，从此担负起了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实现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于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也由团结抗战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别是在国统区，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特务统治，军警特宪横行，肆意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国民党的这些行径，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密不可分，国民党顽固派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志平介绍，这一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侵略采取的绥靖政策下，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
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领导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持“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 以政治进攻手段 缝合国共合作裂痕
1940年12月25日，尽管中国狼烟四起，此时的重庆街头却一片祥和。
但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却心急火燎，因为远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已被国民党8万大军团团围住。
就在此时，蒋介石却邀请4年前在“西安事变”中救了他一命的周恩来共进“圣诞晚餐”。
周恩来刚刚落座，蒋介石似乎很重感情地说，“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约你见面谈谈国内和平与团结。”
“和平与团结是众望所归，但国民党并不珍惜。”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迫在眉睫，要谈和平与团结，请解新四军之围。”
听周恩来提到新四军，蒋介石立即说，“你们新四军如果不按命令调动，冲突难以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然失败。”
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军队以打击日寇为己任，为维护国家团结作了很多让步。江南新四军正准备北移，国内压迫犹存，包围犹在，如何北移？”
蒋介石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一个月内，绝不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