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大队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实力雄厚的“圈子”。此外，茂名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
腐败最终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甚至产生了“卖官掮客”——商人柯国庆和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柯国庆与杨光亮、罗荫国等当地高层交好，在当地能量很大，被民间称为“地下组织部长”。而李运容则是“茂名贵妇交际圈”中的“明星”。据知情人透露，李运容中专毕业，能从县医院的股长逐步提拔到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重要岗位，主要是会找“靠山”。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李运容经常和邹继芳打牌、喝茶，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金2万元。进入“圈子”后，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动经费”。稍有闲暇，李运容会约请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将。一次，茂南区某镇委书记想调到市里工作，通过李运容，先后给邹继芳送去20万元，最后如愿以偿。
财神到：红包扭曲的“人情社会”
“利是”又称“利事”，有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广东一直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地方风俗，派发的“利是”红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过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红包“利是”发生了质变。
金钱往来构建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