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当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那些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塔尖”上的权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当前，不少地方出台规定完善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如，广东大力度治理“裸官”；山西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建设、行政、物资采购等工作；浙江对全省领导干部要求成长地任职回避。实践证明，越是阳光、透明的行政，腐败越少。
——纪委的监督如何及时发力？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贪腐干部一边高调倡导“反腐”，一边阳奉阴违。
2002年，周镇宏出任茂名市委书记后，提出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十论拒腐防变”，提出“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体系”。
无独有偶，2008年，罗荫国曾在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地媒体还曾报道，狠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在涉嫌巨贪被查之后，人们发现，罗荫国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
在多起腐败案中，当地纪委的监管都是形同虚设。事实上，纪委书记既要对上级纪委负责，同时，其人事任免权又是由同级党委掌握，这样的组织架构，注定了纪委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无力。
曾在茂名纪委任职的干部对记者说，上级纪委常常对下面的贪腐不知情，而我们这些知情的，却根本无法监管。甚至，我们曾经想查办一个科长，但都因为罗荫国的干预无法进行。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如何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随着反腐深入进行，一些干部慨叹“为官不易”，还有贪腐干部在反省罪行的过程中，称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是因为对于商人的财富心里不平衡。
高波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傲娇”。他说，当前的廉政教育，要加强对干部对公务员岗位的理性认知。要让走仕途的官员明确认识到，为官不可贪财，不可与商人攀比。事实上，与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人相比，稳定的工作状态、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以及长远可以预期的升迁，都属于公务员收入的部分，有很大优势。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茂名的实践证明，反腐不仅没有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凝聚了人心，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随着党政机关风气逐渐改善，茂名不少领导干部投身建设的积极性高涨，经济建设和反腐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效果。
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如今，很多干部重树“实干”和“服务”理念，积极投身建设。
2013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10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记者/刘江蔡国兆毛一竹，《瞭望新闻周刊》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