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多了 态度正了—
“甭管有事没事，相机都先拍着”
如果说2013年一系列城管事件给了城管什么正面影响的话，那么就是如今执法中，武穆的同事们更重视取证的重要性。
“许多城管事件如今都是靠照片或者视频曝光出来，这种形式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少有执法一开始的影像。所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打起来，没有前因，就只能得出城管凶狠的印象。”2013年6月，西城区展览路城管分队队员在动物园附近查抄无照商贩时发生争执，城管队员及保安遭到商贩谩骂殴打，执法过程视频公开后，舆论罕见地倒向城管执法一方，“说白了，就是大家看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问题就能够解释清楚。”
而就在展览路分队城管被打事件不久，一场发生在什刹海的执法争执，再次证明执法取证的重要性—一位父亲携带孩子“练摊”与执法者发生争执并各执一词，整个事件没有直接证据，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以往执法，总是争执发生后才开始录像取证，这时候取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两件事发生后，大家执法都开始注意，甭管有事没事都先拍着，万一有了争执，谁是谁非都好解释。”
当然也有副作用—在旁观者看来，举着摄像机取证的城管队员，有时反而成了“荒谬”的存在—其他人都裹身争执中，却有一人穿着制服，置身事外：“这就是视角不同了，你既可以认为这是好的开端，也可以认为城管在推卸责任。”
拆违多了 效率高了—
“数百职能中，拆违的形象最光辉”
2013后半年，武穆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拆除违建，成了城管队一项重要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这对于武穆算是一件好事—在城管负责的数百项职能中，拆除违建的形象可谓最为“光辉”：“除了盖违建的，没有谁不支持拆违，这与查抄小商贩相差很大。”
实际上，拆除违建在2012年就成为城管的一项主要工作，2013年3月北京市召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后，“拆违”更是迅速加码。8月，人济山庄“最牛违建”曝光，再次加快了全市拆违的脚步。
“我不是拆违组成员，但拆的项目大时，我们都要去现场。按我们的话，就是去站脚助威，加油鼓气的。”武穆介绍，拆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除了社会认可程度大外，与其他部门联合执法不无关系。由于拆违涉及法院、公安等多个部门，其执法力度，远超城管一家之所能：“真到拆的时候，也不用城管动手，全是雇来的施工队。”
“从拆违就能看出来，其他部门的‘威力’，比城管可大多了。”就在12月中旬，武穆开始对某通信公司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做出查处，在以往多次查处无效的情况下，武穆也体会到了“联合其他部门”的威力，“城管怎么罚都不管用，但这次我们联合了工商部门，要取消企业明年的经营权，一下就管用了。”
现实正是如此吊诡，其他部门“一管就灵”的事情，恰恰都是在十几年前城管成立时，由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划分给城管部门的—按照彼时的说法，这种行政管理职能的转移，是为解决“几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的尴尬。
“结果整合了十几年，我们城管这顶‘大檐帽’，却是最弱的一顶。”武穆坦言，城管看似变化不少，但实质没变，正如他的六年城管生涯：“从想解决矛盾，到逃避矛盾。” （主笔/吴楠；文中武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