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中最后修订的，而且它是一部“民告官法”，即直接规范公民与政府的权利义务，由法院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出司法审查。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这次对这部法律的大修，是颁布至今23年来首次启动。因此，修订行政诉讼法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其意义更为直接。
更值一提的是，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民事和刑事诉讼法都已经历了两次大的修订，唯独行政诉讼法还保持着当初的面貌。
问题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数据显示，2012年在全国法院审结的128600多件一审行政案件中，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的有70多件，比较多的是告城建、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计划生育、工商、交通等部门。
这部法律实施23年以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管辖、审理程序等方面颇存争议，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
“立案难”即民告官的门难进。2011年，全国以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结案的行政案件，占全部一审结案总数的7.8%，是民商事案件的7.8倍。如果考虑到各地各种“不让秋菊打官司”的土政策，“隐性”的不立案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其次，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其司法公信不彰，导致行政诉讼畸高的上诉率、申诉率、上访率。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行政案件的上诉率达到了创纪录的72.85%，是刑事案件的6倍，民事案件的2.4倍；行政案件申诉率也高达8.5%，是刑事案件的6倍和民事案件的6.3倍。
与此同时，进京上访数量持续走高，2011年全国行政一审收案数量仅占总数的1.8%，但当年到最高法院登记申诉上访的行政案件，却占全部申诉上访案件的18.5%。
最高法某法官曾坦言：“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成为普遍现象，基层法院的一审功能几乎形同虚设。让学界幸喜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为解决“三难”埋下了伏笔。
专家 立案应打破地域管辖规则
随着“民告官”案件近年来的增多，“民不跟官斗”的传统思想被逐渐打破。
但“民告官”遭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一个普遍问题是，法院不敢、不愿直接判政府败诉，因而积极动员公民一方将案子作撤诉处理，以规避判决，主要是规避做出政府败诉的判决。
另外，现行法律本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管辖权”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管辖问题将对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吕立秋呼吁，行政诉讼法修改应有重大突破。
“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地域管辖的规则，比如说行政机关在北京，不一定原告就必须在北京起诉，它可以选择其他地域起诉，在实务界都希望能够便利原告、便利立案，这样一种便利的管辖规则，能够破解立案难这样的难题。”吕立秋说。
建议 案件受理范围重新划边界
2011年，全国行政案件被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比例是7.8%，同比民商事诉讼案件高7.8倍，因各种土政策隐性不予受理的更是不计其数。原告胜诉的比例不足10%，同期行政案件上诉率达到72.85%，申诉率更是达到8.5%，均远高于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
通常，法院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受案范围。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越权错位的红头文件侵犯公民的自身权益，也就是学界所称的抽象行政行为，能不能告，一直有争议，专家希望此次修法有突破。
现行行政诉讼法列举了8类应受理的案件，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或者认为行政机关侵犯经营自主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法院都应当受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认为，行政诉讼法修改，应扩大受案范围。
对于进一步扩大受案范围的思想，学界基本上是统一的。关键是怎样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如何确定其边界。
“可以立案的，除了这八项以外还多着呢，我们叫做灰色地带，所以从行政诉讼法产生的那天开始就产生这个问题，后来司法解释就说了，所有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都可以起诉，但是‘下列行为不能’，这样列举式的否定，就把可以肯定的范围扩大了。”应松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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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典型案例
时间最早
1988年，温州渔民包郑照十几万盖的楼房被县政府以对抗洪防汛造成干扰为由强拆，包家状告县政府，被称为改革开放后“民告官”第一案。据了解，因为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光立案就跑了一年多时间。案件开庭时，1000张旁听证一证难求。
原告最多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宋家滩村村民因集体土地上所建市场被拆迁，起诉省、市、区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系列行政案件，今年8月21日上午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宋家滩村1102名农民当原告。
索赔最多
今年12月11日，因自家私人博物馆遭强拆，大量藏品遗失，上海市75岁的刘光嘉及妻子朱荣周起诉上海市闵行区政府，索赔2.8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