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 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