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民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11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
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
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
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龄为52岁，达到这个年龄自动退休。
一些官员急于在年龄大限来临之前“破顶”而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产生。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官员若想晋升，两个“坎”是关键，一个是组织部门，另一个是县里的主要领导。
在刘景龙看来，组织部门关键是提名权，提不提你他们说了算。但书记的作用同样重要。
湖北监利曾经有一个组织部长，反对当时的书记盲目提拔干部，书记就把这个组织部长调到荆州市一个局做末位局长。不过，这位书记后来也因为买官卖官而落马。
即便其他的县领导要提拔某人，也要经过书记同意。刘景龙曾经问一个副书记，“如果你想提拔一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也要跟县委书记说啊，“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
家族政治在编织“关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内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一个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华中省份县财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两年股长就被提拔成财政局副局长；副局长干了近两年，转任卫生局做局长；两年后成为副处级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一个亲哥哥，就在省会城市做组织部长。”一位知情者称，“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厅厅长，曾经给县里不少关照。”
个别县还出现过很奇怪的现象：某乡镇出过一个县委副书记，因为县长、书记都是外地人，县委副书记在县领导中举足轻重，“他从自己乡镇选拔了很多人，在整个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间占了一半以上。”一位当地干部说，那个镇名第一个字有个“汪”，县里老百姓都把这些人叫“汪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