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侦办条件、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客观存在，苛求“命案必破”会给司法公正埋下隐患，热衷“舆论审判”更会给社会公义种下祸根。但及时通报相关侦查结果，让受害方获知完整案件信息，无疑也是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朱令案之所以引发各种猜想，正在于有关方面一度对案情讳莫如深、对过程语焉不详、与其家人沟通有限。
“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强调。确实，公开是维护公平的有力利器，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试想，如果朱令案的相关信息依然尘封在司法档案里，不仅对受害人未有一个确切答复，被怀疑的孙维也始终承受“有罪推断”的重压，这样的处置如何能保障两者的权利？如果对朱令家属的信息公开申请，反应迟缓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释真凶缘何难以伏法，案件为何无法侦破，这样的处理又怎能避免公众的臆断？信息封闭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
面对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今天的中国社会，无疑身处公共治理最为繁复的时期，中国政府也因此被称作世界上责任最重的政府。在处理矛盾、协调利益时，政府部门固然无法做全知全能、有求必应的“包青天”，但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打造阳光政府出发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却是树立公信、加强善治的不二路径。
到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5年。应该说，正是因为信息公开渠道越来越畅通，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在监督中得以逐渐巩固；正是由于权力运行不断走向透明，人们对实现公平正义有了比以往更足的信心。法律界有句名言，正义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唯有让公众“看得见”，以公开保证公正，以透明确保清明，以一丝不苟的程序正义，践行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强，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对朱令案，公开是一剂化淤解毒的良药。唯有公开才能挽回迟到的正义，唯有公开才能不负公众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