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南方日报的新闻工作者座谈时，紧握着南方日报深度报道记者胡念飞的手说，“以后遇到困难告诉我，我派人保护你。”
作为南方日报深度报道记者的代表，胡念飞个子不高，但能量巨大。
有人说，“党报出不了调查记者”，胡念飞却凭自身独特的记录反驳了这一谬说。
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党报记者既要忠实见证和记录社会变迁，关注社会热点焦点，也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观念指引下，胡念飞与部门同事总体上确立“用科学发展的精神去推动科学发展，用改革开放的精神去推动改革开放”的报道思想，围绕这一核心思想策划组织报道。那些阻碍改革开放、阻碍科学发展的事情，就要去大胆地披露、大胆地批判。
由胡念飞具体操刀的《广东江河水》大型深度报道，就是一组用舆论监督的方式去推动科学发展的报道，并赢得了各方的好评。饱受污染之痛的沿岸居民不远几百里给报社送来了锦旗，感谢真实、客观报道。汪洋书记认为这组报道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除了是知名调查记者外，胡念飞还是“扶贫记者”。
比如统筹操作《“穷广东”调查》和《“双到”扶贫AB面》两个大型主题调查报道，他不仅在构思和文风上别出心裁，而且和同事一道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最大可能地获取一手材料，如实反映村庄现状。因相关报道被直接撤换的干部就有六七个。一时，广东各地形成了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的良好局面。
胡念飞说，类似报道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扎根基层、关注民生。长期的农村采访经历让他更易理解老百姓的需求，也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民生问题的稿件，有力地推动了事件解决。比如《毁林开发+滥采稀土=泥石流？》、《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农村吸毒者：未来在哪里》等等。
辛勤耕耘背后是家常便饭式的通宵达旦；而大胆揭露也意味着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威胁和难以预见的危险。“小心一点！”“少管闲事！”的匿名电话他也接到不少。
令人欣慰的是，胡念飞却并未因此感到孤独，相反，他得到了报社各级领导甚至是省委领导的关心，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同。他以坚持舆论监督的方式成为捍卫科学发展的新闻尖兵，也获得了今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他们代表着对公权力的监督，揭露各种不公，他们执著于中国名利和关系场中一个个微妙的细节，洞察人性的丑恶。他们帮过的人很多，但沉默在社会的底层；得罪的人更多，却有排山倒海的“反攻”能力。在网上输入某个稍有名气的调查记者的名字，总能看到他被扣上的不少骂名。
他们是调查记者，中国百万新闻大军中数百人的一支小分队。他们被殴打，被恐吓，却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唤来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
学者张志安称他们“面临的职业风险最高，采访突破的难度最大，受到的职业尊敬最多，新闻作品的影响也往往最广泛、最有力……”
然而，对这群人来说，“生活是碎片化的”。有的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出差，难以顾及家庭；有的直接面临生存压力，“不跑就没法保证收入”。
他们想过转型，可蓦然发现，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宽阔。
调查记者生存现状调查
煎熬中前行
体力考验
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人在外地“跑”的时间实在超过了他们在家的时间。青春饭，如今成了行业中本应是最顶尖群体的标签。
“青春饭，本是媒体创造的、带有贬义的、依靠脸蛋与身体生存的特种行业从业者，如今成了自己行业中本应是最顶尖群体的标签……”这是媒体人罗昌平在学者张志安的《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留下的评论。
今年9月，即将转任《南方人物周刊》新闻编辑的陈磊在该刊的官方微博上发出招聘记者的通知，其中要求“肯吃苦，能经常出差”，“有强大的内心”。
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人在外地“跑”的时间实在超过了他们在家的时间。
“如果每个月没有两个选题的话，我没法保证收入。所以我一个月至少要焦虑两三回，首先是焦虑找选题，然后要焦虑写稿子，然后再焦虑，这是周期性的。”
2008年，陈磊离开媒体一年。“这么跑啊跑啊，确实很难，那时候觉得一个月能拿超过一万块钱的很少，在中国做记者薪酬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我就离开了。去了新地方，收入提高了，但是在那边有想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成，不是很满意……”所以陈磊又回来，继续跑。
现在已是《财经》杂志副主编的罗昌平，2004年在北京买了房子，平均每个月在外“跑”22天，有3年，家里长期“没人气”。到目前为止，除了青海、甘肃、台湾和香港，其余的每个省他平均去过3至5个地级市。
这种“奔跑”背后还有更沉重的负荷。在很多调查记者眼中，最大的困难不是“跑”，而是跑来跑去都找不到核心人物，或者核心人物不愿意说话，或者有关部门不配合调查。
内心纠结
苏州幼儿园孩子被砍事件是罗昌平印象最深的采访案件。还原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不能写，但你必须弄清楚。
扑朔迷离的事情真相，即使经过调查记者的揭露，结果仍是不可预料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我们手中的笔和采访的东西”。
记者记录下事实，有成就感，但也有无奈和哀伤。
今年2月份，陈磊完成《童丐调查》的稿子，就给他留下了担忧、不确定，还有自责。
年初，陈磊和其他媒体若干记者在安徽太和县童丐村调查采访，遇上了10岁的残疾男孩张楠楠，他由当地一对夫妇收养，“长年在湖南省岳阳、长沙、怀化等地乞讨”。陈磊和其它几个记者认为，小男孩放在村民家不妥，沦为赚钱的工具，他们跟县委宣传部的人报告，结果把楠楠送到阜阳市福利院。
然而，离开村子之后，陈磊一直自责，“觉得我们可能做错了。他本来在村民家里给养得白白胖胖的，还挺活泼可爱，我们这么一个随手之举，改变的不仅是他现在的生活形态，可能就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如果在那过得不好，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但是不把他带出来，他又真的沦为赚钱的工具……”
陈磊决定今年年底再去福利院探望楠楠，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面对调查报道中许多死亡案件，还原案件本身是调查记者的任务，而文章的结尾，往往就是一个生命的消逝，令人伤痛。
苏州幼儿园孩子被砍事件是罗昌平印象最深的采访案件。
因为“那时候能看到地上的血。歹徒是拿着刀在每个孩子的额头划了一下。还原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不能写，但你必须弄清楚。”
有关这一案件的第一篇报道发出后，他很快收到监督方的通知不再发稿，但“我当时采访非常详细，你会发现那些内容都堵在心里。”
“比如有时为了一个报道，我们不得不做‘无间道’，‘线人’也会被牵入。”南方日报记者杨大正说做调查记者不仅身体要好，而且还要强大的内心，懂得自我调节，一些人原来是自己的朋友，看了文章可能不高兴。“但没有办法，只能是本着公平和真实去写每一个字。”
收入微薄
相对于调查记者所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而言，大部分记者表示收入过低。
“就职业满意度而言，最不满意的是‘报酬收入’、‘福利待遇’、‘提拔或升职机会’……从事调查报道的‘物质回报’较少。”《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
报告还显示，67%左右的调查记者月收入在5000元至10000元的范围之间，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约为17%，而月收入少于5000元的约为15%。相对于调查记者所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而言，大部分记者表示收入过低。
罗昌平清楚记得2000年底，自己工作刚半年，花3200元买了一个摩托罗拉手机，相当于自己两个多月的工资，买完身上只有50块钱，去吃了个盒饭。
转型困难
调查记者的出路比较窄，流动的不多。不像跑口的(跑单位部门的)，建立一些关系，可能成为以后转行的基础。
“在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五六年，30多岁后，大都会考虑转行。”做过10年调查记者的罗昌平说。
罗昌平也想过转行。但因为“不甘心”，最终回归调查记者的队伍，供职《财经》杂志。“我觉得人要快乐，要么你赚得多，要么你干自己喜欢的，但如果赚得多环境很差，那可能还是不快乐。所以我选择了后者，少赚一点，做自己喜欢的吧。”
但家庭的压力是始终存在的。除了时间上对家庭经营的投入不够，物质上也“不风光”，当想通过转型而对家庭有所担当时，很多调查记者发现“很难”。“调查记者的出路比较窄，流动的不多。不像跑口的，建立一些关系，可能成为以后转行的基础。”罗昌平认为，调查记者“得罪人太多，没什么基础”。
不过，调查记者的经历也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2011年，已经离开南方周末，成了自由作家的李海鹏在《大地孤独闪光》序言中写道：“六年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走在这个村、那个镇，有时冷得够呛，有时累得要命，如今我扪心自问，为了什么呢？我不是很清楚答案，我只是觉得，用一生中的一段儿时间去干这个，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