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笺是否是季老亲笔
公诉人以六份由季承提供的有季老亲笔签字和盖章的书信，以证明书籍及雕像的所有权人为季承，但王如提出这六份均是季承伪造的。
公诉人出具了预审部门的办案说明，称司法部门对六份笔记和图章进行鉴定时，需要大量的季老笔迹进行比对，但因没有季老同时期的对应样本，因而目前无法进行比对，故没有得出鉴定结果。
王如的律师马上提出，王如曾向侦查机关提供了季老的两份亲笔信，但这两份书信确被确定为真迹。因而，律师质疑侦查机关有意偏袒季承。
对此，公诉人解释称，王如所提供信件的形成时间分别是2005年及2008年初的。当时，季老身体尚佳，笔迹公正清晰，可与季老其他的笔迹进行比对。但季承提供的六份书信的形成时间则是2008年后半年的，书信笔迹潦草，无法进行比对。
“怎么会没有同一时期的笔迹？我这里就有大量的！”王如提出异议。法官向她解释称，因为每个人的笔迹有自己的一定的规律，物证鉴定部门需要根据大量的笔迹才能找到这一规律并进行比对，并表示王如可向法庭提交这些笔迹，以帮助公诉机关重新进行鉴定。
公诉人提请从轻量刑
在对律师进行反驳后，公诉人提请法院考虑对两人减轻处罚。公诉人称，“奇怪的盗窃有奇怪的原因”，本案之所以存在争议被媒体广泛关注，是因存在原因上的特殊性。因而，公诉人提醒法院在量刑时不要完全机械地按照刑法规定，将两人按照“数额特别巨大”的程度，进行10年以上的量刑，而应考虑对两人减轻处罚，在10年以下量刑。另外，公诉人还提出，两人是盗窃罪的共犯，但是王如是幕后唆使者，应是此案的主犯；方咸如本身文化程度不高，认识能力有限，虽然他主观上也认为不该拿，但还是听从了王如的指使，因而只是一个执行者，可以认定为从犯。因而公诉人建议法院在减轻处罚的基础上对方咸如从轻处罚，对王如从重处罚。
■北大回应
王如与北大无人事关系
庭前，记者从法院了解到，北大方面已经明确向法庭表示，不会参与此案，但北大校长办公室及大学保卫处向公安部门出具了回函，内容包括：2009年1月，北大从季承处了解到，季羡林生前出具给季承一份委托书，委托季承全权处理他的有关事务，所以学校并不清楚季羡林是否给季承出具过遗书，也不清楚季羡林是否给李玉洁、王如、方咸如出具过委托书或遗书。王如不是北京大学在编的教职工，与北大没有人事关系。
■对话季承
不准备追究被告赔偿责任
昨天的庭审中，季羡林之子季承并未出现在旁听席上。昨晚，季承表示，他没来现场，一是因为没接到相关司法部门的通知；另一方面，他认为没必要参加，不想见到两名嫌疑人。
针对庭上几方争议较大的六份遗嘱，季承说，他对自己提交的六份遗嘱的真实性十分肯定。“当时有见证人，如果司法部门需要，他可以提供相关情况。”另外，他认为该遗嘱是否有问题，也跟盗窃案本身无关。
谈到父亲为何更改遗嘱，季承说，当时季老在2001年与北大签订捐赠协议，但随后发现很不安全，有些东西被遗失，遂再次表态。
季承表示，丢弃物品已经追回，目前，他并不准备再向被告人追究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