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新中国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但这一刻，朱光亚并没有看到。原来，在离开试验现场返回指挥塔时，司机驾车走错了路。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到半空中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潸然泪下。18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梦”，今天终于实现。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共投下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邀请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人拟订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其中，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吴大猷选中。
带着满脑子的“原子梦想”，一行人从旧金山上岸后，顾不得欣赏这陌生国度的景致，就直奔普林斯顿大学，可却当头迎来一盆冷水：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而之前蒋介石政府承诺的50万美金研制费也成为一纸空文。
现实令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也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决定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前沿科技。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执安，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到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由于朱光亚在学术上表现突出，又在学校合唱团指挥合唱，因此在同学们中间很有号召力。他不仅是本校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还在当时留美中国学生中规模最大的两个社团中担任分会会长。平日里，他常组织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1950年3月18日，一篇感情真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上。此信一出，仿佛是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让很多原本天平在摇摆的海外学子受到了感召，选择了新中国。
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朱光亚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匆匆告别学业尚未完成、正处在热恋中的女友，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正是此次临行前，他和其他52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那封公开信。
朱光亚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帮助自己最终圆了没有在美国实现的梦想。几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 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1965年，中央领导人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代表。宴会上，坐在周恩来总理左边的是钱学森，右边是朱光亚。
钱三强一直把举荐朱光亚视为选拔科技帅才的一个成功范例，而李政道则评价这位好友为“两弹”研制中的“科技众帅之帅”。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在钱三强的力荐之下，年仅35岁、当时还只是原子能所一个实验室的副主任、科技界“中”字辈的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
接到这个消息，朱光亚激动万分。实际上，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回国后的短短一年内，当他还只是北大物理系一名副教授时，就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从最基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精神，再到最终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研发队伍，核武器所一砖一瓦的建设，都有朱光亚的努力与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