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法律规范的指引和评价功能，如果被落马贪官不正当利用，就有违“立功从宽”制度之本意
贪官“立功”灰色带
9月12日，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被警方立案侦查。有媒体报道称，上述三人涉案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此前已被立案的南勇、杨一民等人的主动交代。
法律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如经查实，南勇、杨一民等人的举报，可属于重大立功表现，有助于减轻自身的刑罚。
设置立功制度，本意在于激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同时，也为瓦解犯罪势力，以减少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在以往司法实践中，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些“落马”贪官为减轻惩罚，也想方设法利用各类手段“立功”，以致出现了帮助立功、串通立功、虚假立功、买卖立功等异化立功情形，严重误导了审判结果。
“对于贪官的立功认定，应当严格加以甄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立功”法律规范的指引和评价功能，如果被“落马”贪官不正当利用，就有违“立功从宽”制度之本意。
神秘的“立功表现”
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现实中，也屡见贪官因有“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轻处罚。但由于具体立功内容鲜为外界所知，也就显得格外神秘。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一审判处死缓。据称，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能够免死，除退还全部赃款外，还有“立功表现”。随后有关部门进行解释说明，但仅公布了适用于立功表现的法律条款，并没有公布立功的具体细节。
2007年11月22日，北京市一中院认定海淀区原副区长星志国受贿和隐瞒境外存款两项罪名成立，一审判处星志国12年有期徒刑。法院认定，在羁押期间，星志国曾检举揭发另外一起重大的受贿案件，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并据此获得从轻处罚。但判决书并未明确记载其检举了哪起犯罪。
更早一些，2005年7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宣判，一审判处马德死缓。法院认定，马德检举揭发了他人涉嫌受贿的线索，已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这些立功细节，外界至今无从得知。
从公开披露的情况来看，因有“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轻处罚的贪官不在个别。比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原州长杜崇烟、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等等。
对此，洪道德认为，立功制度的设立，本意在发动整个社会力量，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力量，帮助司法机关及时侦破未掌握情况的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司法成本，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由于判决书里不写清楚具体情况，透明度不高，缺少有效的监督，一项好的制度，也可能因有暗箱操作空间而走向反面。”洪道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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