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矛盾和波折，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在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中美两国——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对彼此关系如何定位意义重大，因为中美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和美国的合作。
可以预见，中美利益交织将越来越紧，两国合作将不断取得进展，但同时必须正视双方分歧矛盾。美国固有的冷战思维及弱华、遏华的战略短期内很难改变，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定是要在摩擦中曲折前行。
然而，中美关系波动出现问题并不是坏事，因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瞭望》新闻周刊本期组织了“战略解析中美关系”系列稿件，本着向前看的视角，深度分析中美当前矛盾的来源以及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压舱石’”
中美双方维护国际安全、稳定，进而根据全球力量变化调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资源配置，包括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机制的探索都不应是针对对方的，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游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最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负面消息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两国媒体和民间舆论的注意力都被美韩黄海军演、中美高官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辞对撞等事件所吸引，对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双边关系“高开低走”的趋势表示忧虑。针对这一现象，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白乙。
从中美关系的战略大局出发
《瞭望》：作为长期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和今后的走势？
吴白乙：7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正赶上两国在黄海、南海问题上争论上升，从访谈的美国政府和智库的许多人那里听到的说法和看法中感受到，美方的确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在增加，有些人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再度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冲突期”，主要理由是中国对外特别是在周边的行为看上去“咄咄逼人”，仿佛要借美国当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困难搞分庭抗礼，在亚太地区搞“一家独大”，在其他地方挖美国的墙脚。对此，美国自然要作出反应，所以中美之间摩擦甚至激烈较量的几率必然会增加。我的看法是：
第一，中美关系确实比以前复杂、宽泛了不知多少倍，双方政府和官员都应明白其中各个领域、各种动力、各类利益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抵消的内部机理。对此，理智和健康的认识应该是一方面承认这个大盘子对双方“利大于弊”，另一方面也要允许“按下葫芦浮起瓢”，及时控制好突出的矛盾。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没有停下来，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经过多次的激烈调适，最后双方都能够将暂时的、局部的利益矛盾平息下来，服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需要。
所以，在出现阶段性矛盾的关头，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因暂时的困难而过高地估计两国关系冲突的一面。正像中国领导人在前一阶段处理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倡导的那样，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信心更重要”。
第二，发展中美关系为什么“利大于弊”？什么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大局？美国人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似乎是要急不可待地削弱甚至取而代之，中国国内也一直存在对美国打压、围堵中国发展和上升空间的忧虑。站在各自的角度，这些看法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这些角度都还是阶段的、地缘政治的。
看待中美关系，更重要地是要找到大的历史和全球视野来解释和预测。比如，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其必定充当贸易、资本、技术、安全和治理全球化进程主要推手的角色，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体系优势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承受这一进程中的必要代价，允许其他体系成员分享发展的红利；作为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通过加入、尊重进而获取全球生产、贸易和服务体系，并逐步为其进步和平衡发展作出贡献来得到稳定的、可持续的繁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际战略主线，始终是承认和维护体系分工乃至相应的权利、责任，因此中国外交也一直实行全方位合作与和平共处的指导学说。
一句话，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全球化带给中美两国超出历史先例的共生利益就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压舱石”。按照这个逻辑，双方维护国际安全、稳定，进而根据全球力量变化调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资源配置，包括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机制的探索都不应是针对对方的，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游戏”。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陷入全球化带来的结构失衡性危机后，战略焦虑加深，对“分蛋糕”不仅缺乏信心，而且要和中国“斤斤计较”，好像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针对美国的，于是就在中国周边“设桩”、“打楔”来加以防范。如果说我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担心的话，那就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思想界和主导对华政策的人士失去战略眼光，重返前些年“新保守主义”势力的窠臼，那样不仅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更可怕的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失去合作思想的基础而走向孤立主义，最终错失竞争和发展的重大机遇。
做好与美国深度相处的各种准备
《瞭望》：你上述“登高望远”的观点很有意思，但是怎样处理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问题呢？
吴白乙：中美两国固然要着眼大局，同时也要着眼解决好现实问题。
从打交道的具体角度看，我觉得从美国方面讲，主要应该及时调整心态，像奥巴马总统和洪博培大使所说的那样，学会了解和理解中国。事实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强势和快速发展一直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解决不了既领导全球化，又无法接受中国强大的矛盾心结。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比如两党竞争、立法与行政部门之争、产业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媒体和非政府团体的角色都容易造成对华政策缺乏系统和长期稳定，同时也容易使美国其他对外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就中国而言，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与美国深度相处的各种准备。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加深，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参与也日趋多元，必然带来部门之间协调、对外表达一致性等方面的困难，主渠道的声音有时甚至被来自其他渠道的“杂音”所遮盖。
我当然希望美国有识之士能意识到自身体制的各种不适应处，拿出有效的办法避免中美关系频繁地被其他次要因素干扰，说到底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需要体制和观念创新。
但美国的事情我们终究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homework)。比如，对外决策还是应该高度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最高领导层，部门和行业的责任、权利和行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的大政方针；具体涉外工作的总体协调机制和质量，特别是权威性应进一步强化；对美外交要更加注重在国会、州、选区等层面的力度；涉外宣传，特别是国内与国际宣传的协调性应该进一步改进，主管部门应对非主流媒体的指导、通报和培训制度作出创新；对学术研究，特别是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投入与导向应该加强，等等。
总之，中国对外决策的体制优势还是存在的，各级领导应该“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不能放任部门利益和市场化因素“蚕食”中美关系关键的、全局性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做好了这些功课，我们就不会给美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提供“弹药”，有利于保持两国关系大局的平稳。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在别的场合谈过的观点，就是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还很漫长，虽然已经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人均财富、科技、教育和文化实力仍然落后很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还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这些都需要国人继续冷静地看待自己，谦逊地向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学习。落后而不知，小成易浮躁，得势则忘忧，种种虚妄心态都不应阻碍一个伟大民族奋进的步伐，不可干扰其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尚使命。
要向彼此发出积极、明确的信息，不要在猜忌当中拖延必要的沟通和谈判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为进一步厘清中美关系的实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
美国要借用多边力量来打牌
《瞭望》：最近，国内外有些观察家评论说，中美关系今年的特征是“海权之争”，你觉得这么看有道理吗？
黄仁伟：对这种观察我只能部分地同意。海上安全问题在中美安全关系中上升了。上世纪90年代末“撞机事件”之后，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不仅增加了，还引起过一些后续摩擦事件。近来美国相关动作表明，它有意介入中国同周边国家领海主权及划界争端，使中美关系海上争端添加了多边化色彩。
这个现象并不是说明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只是中美关系由一个隐性问题变为显性问题，背后的动力是美国急切寻找制衡中国的新牌。以往那些老美国牌，比如台湾、汇率等，都没有撼动中国，甚至反过来会伤害自己。海上安全就成了“没牌的牌”。既然美国要借用多边力量来打牌，那么至少说明美国还无法以自己作为主体，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对抗。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独联体的中亚地区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对增量最大的亚太地区却忽略了。它感到自己在东亚处于守势，甚至是一种退势。现在想转势，宣示“重返亚洲”，只好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来扩大自己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很有限，首先美国不是争议方之一，最多充当“仲裁人”，其次，中国与东盟已经有了关于处理南海争议原则的共同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主导趋势，亚洲邻国不可能回到冷战时代。美国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恐难实质改变，目前它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动作是一种策略和战术调整。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战略转变，我认为是高估了美国的意志和能力，也低估了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
莫被美国人的战略试探所误导
《瞭望》：如果不是“海权之争”，那么你认为美方的这些动作对中美关系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
黄仁伟：其真正意义在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要把美国挤出亚洲。如果真如此，美国就要作出战略调整，甚至可能把它的全球力量集结到亚洲来和中国全面对抗。这对美国而言代价太大，不能轻举妄动。出于长远考虑，这又是一种不能不做的战略试探。
美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此占据道义制高点，恢复美国在亚洲的信誉，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上升。从“天安号”事件到美韩黄海联合演习，到希拉里在河内的讲话，再到“华盛顿”号航母进不进黄海的反复表态，都表明美国人加紧了这一试探。当然，中国也必然作出反应，结果让人感到是双方负面互动。随着战略疑虑增加，战略试探也升级了。现在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双方战略界应该认真反思，重新认识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认为，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也没有改变，我们从未打算取代美国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不断提高，对国际海上通道的责任也在提升。近年来中国海军参与联合国授权下的亚丁湾商船护航实践表明，中国适当地发展军力对稳定国际安全秩序是积极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有利于美国减少海上安全负担。
美国自己的危机感加重，在战略上对中国不放心，但在具体问题上又需要中国合作，要求中国分担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谓“战略不信任”，首先来自美方，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注意不要轻易把美国的战略试探看作是战略对抗。如果把这种判断付诸行动就可能促成对方真的战略调整。美国同中国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所得，维护稳定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一是中国市场可以帮助拉动美国经济，中国从美国进口越多，越有利于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速，联邦财政救市和刺激已经很难，更需要外部的力量来刺激美国经济。
二是中国资本对美国联邦财政和市场流动性意义重大。中国持有8000亿到900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券；中国资本如果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购买股票、企业股权，或者直接投资，也是对美国经济的刺激。而这些经济动力都是以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稳定为前提的。
三是国际体系变动过程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特别是在能源、低碳、气候、反恐和防扩散等全球性重大问题上比过去更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我们不应该被美国“以攻为守”的战略试探所误导，不能被对方“杯弓蛇影”的战略疑虑所传染。
及时对话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成熟
《瞭望》：那么中美关系下一步怎么得到转圜呢？
黄仁伟：基于上述看法，我主张中美要及时开展对话，要向彼此发出积极、明确的信息，不要在猜忌当中拖延必要的沟通和谈判。美国不应该让战略试探走向失控。
海上安全问题是中国地位上升必然带来的新问题，这不等于双方必然要走向对抗，双方可以认真讨论来找到一种相处的办法。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意图、行为和理念上的差别，对话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保持对话就可以加深理性思考，至少有助于双方了解彼此的核心关切，明确行为的底线。比如说，美方强调海上自由航行问题，中方可以明确哪些水域为非国际水域，抵近侦察“无害通过”的分界等。美国到目前为止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文件，这也是美国霸权的无理表现。我们只要准备充分，有理有利有节，在国际舆论中就可以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
总之，面对中美关系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还是应该“稳住阵脚”，最终通过对话来促使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与成熟。
打破中美两军关系“怪圈”
一要着眼大局，二要学会共处，积极寻求逐步消除两国两军关系发展障碍的途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当前的中美关系“被聚焦”在两军关系上。自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突然宣布大宗“对台军售”以来，中美两军交往再度中断。近来又发生了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针对性军演和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此话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涛。
中美两军关系的两个基本事实
《瞭望》：作为研究中美军事关系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这段时间中美两军之间的一系列互动？
徐涛：关于这个问题，中美两国舆论界有各种解释，至少可归纳出三种观点，即“行为反应论”、“心理焦虑论”、“战略试探论”。到底哪种观点正确，结局会怎样，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在此，我首先想强调一点，尽管美韩军演与“天安号”事件挂钩，但总的看，我军演习大多属于随着季节变化按纲施训的例行性演习，只是被热心媒体的集中报道放大了，而且一经人们把它们放在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框架之内来“普遍联想”，就会自然地被视为是“针锋相对”的一系列互动。
冷战后，中美军事交往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的交往，近期状况再次暴露了中美军事互信的严重缺失。然而，这并非中美军事关系的全部。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中美两军关系，就不能忽视两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即使是最近被美方舆论称为中国军队“鹰派”的学者们也一再强调，“两军关系很重要，希望建立健康、成熟、稳定的两军关系。”
第二，回顾两军关系的发展历程，除了因朝战和越战而卷入冲突外，两国军队曾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上世纪70到80年代，两国经贸关系水平不高，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冷战高峰期间，双方“准联盟”关系的形成与重大军事合作的展开，在心理和物质上给苏联造成了空前压力，对后来的冷战结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遗憾的是，双方似乎对此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曾先后经受了“台海”、“炸馆”、“撞机”等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但最终得以维系和恢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军队能够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即使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也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类危机事件，从未从单纯军事观点作出反应并寻求问题的解决。过去30年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军队的大局意识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改善了安全环境。
如何走出不断陷入“准危机”怪圈
《瞭望》：作为中美两国政治关系“晴雨表”的两军关系，能否打破不断陷入“准危机”的怪圈，继续为两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徐涛：要打破两军关系怪圈，关键要着眼大局，学会共处，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寻求逐步消除两国两军关系发展障碍的途径，为释放两军合作的巨大潜力，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所谓大局，包括时代发展的大局和两国关系大局。在全球化的核时代，全面军事对抗不符合历史潮流，两国力量消长更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完全控制和改变。目前关于“中美两国冲突难以避免”、“两军必有一战”等观点的背后，都是简单地通过历史类比来思考双边关系。这显然不是一种进步的视角，至少不是21世纪的观念。
学会共处，首先要认清两国关系性质，逐步建立战略互信。尽管有一些“弄潮儿”总是想象中美会再度走上“美苏军事竞争”。但从两国的基本立场看，美国把中美关系定义为“非敌非友”，中国则认为两国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这些定位恰恰表明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军关系)的复杂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敌对指向，不希望全面对抗。事实证明，在过去30年里，一方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另一方衰落的基础之上，而是得益于非对抗性的政策选择。当年的美苏关系是“相互确保摧毁”(MutualAssuredDestruction)，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则应该是“相互确保依存”(MutualAssuredDependence)。唯如此，才能打破所谓“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冲突的历史怪圈，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当然，要与美军共处，也离不开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因为按照美国的逻辑，“只有具备了足够的防御能力，才能增强共处与合作的信心。”
二要充分认识两国战略文化和传统的巨大差异。在美国的战略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领先意识”(Leadership)和“威胁意识”(Threat)，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敌人来了”的危机感和对“威胁”的“警惕之心”，是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动力源泉，已成为美国军事文化和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指出：“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的作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硬件，而在于其经济能力；她的外交武器不是以武力相威胁，而是其强大的耐心。”对于既存在巨大差异又拥有众多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而言，只有认识到上述差异，才能加深相互理解，防止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行为造成战略误判，干扰大局。
三要敢于直面问题，积极探索逐步消除两军关系障碍、维护两军关系稳定的途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两国高层应该就这一问题展开专门磋商，共同寻求逐步解决的办法。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军事互信问题已经进入了双方对话和商谈的规划。美国应从长远计，调整自《与台湾关系法》出台以来的固定思维和行为习惯。此外，双方应就两军合作的潜力和领域进行探讨。为了防止因误判导致冲突，特别是为了避免因第三方因素而被迫卷入冲突的历史悲剧重演，两军有必要就某些领域的“行为准则”达成一定共识。
中美两国在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以及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的争吵声渐弱，但一系列新的分歧争执正在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纽约记者刘宗亚
近大半年来，中美两国争吵不断，有时甚至是唇枪舌剑，关系显得日趋紧张。《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美国看到，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对此颇为担忧，纷纷撰文，各抒己见，出于不同立场，提出因应之道。
美国不安
在美国一些专家学者看来，中国国力增强令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传统基金会是一个著名的保守派智库。该基金会学者康恩·卡罗尔日前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人均仅为美国的15%，与拉美的萨尔瓦多相当。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可以对中国的崛起熟视无睹。”他说，美国国防部新近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显示，中国军事预算在过去20年里年均呈两位数增长，今年也接近8%。而美国的防务预算却要逐年减少，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4.9%，到2019年将降至3.01%。“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该报告对台湾面临的威胁关注不够，”没有对台海安全局势的发展给予全面的评估。
再有，中国“过分自信”让美国不悦。迈克尔·马萨是美国右翼思想库——美国事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8月24日发表了题为《公海棋局》，副题为《中美关系危险时期》的文章。他说，奥巴马政府采取较为温和的对华政策以便让中美关系结出累累硕果的希望破灭了。“在过去一年，北京方面非但没有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反而变得越来越过分自信。”奥巴马政府认识到这对美国利益和亚太和平与安全不利，正在极力进行反制。“这种新的方针可能促使北京重新考虑其最近过分自信的政策。”马萨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已经进入了紧张时期，爆发真正危机的可能性增加。他特别指出，中国媒体对今夏中美争吵的报道尤其令人担忧，充满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论调。这种报道会让两国的矛盾冲突更难以解决，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在愤怒的国民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新旧不容？
号称超党派的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的防务与外交研究负责人特德·盖伦·卡彭特，在最近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比如《五角大楼看中国：充满担忧的评估》《美国与中国：在亚洲安全上发生争吵》《审慎的合作：中美2010年对话》以及《中国综合征》，等等。
卡彭特评论说，中美两国在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以及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的争吵声渐弱，但一系列新的分歧争执正在导致两国关系紧张。最近造成中美关系明显冷淡的两大问题：如何对待朝鲜与如何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
他称，在韩国“天安号”军舰爆炸沉没问题上，美国认为平壤罪责难逃，中国却毫不动摇地支持朝鲜，其立场让美国失望。而美国和韩国7月底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其动机明显，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言，是向平壤发出“强烈信号”，告诫朝鲜：进一步的军事挑衅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却激怒了中国，它指责华盛顿无端造成该地区局势紧张，也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是“剑指朝鲜，意在中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就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一番话引起了北京迅速而强烈的反应，抨击美国插手这一个问题不具备正当性。
在卡彭特眼中，“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外交争吵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尽管这方面也起一定作用。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过去在世界上屡次出现。这是现任霸权大国与开始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新兴大国之间将产生的固有的紧张关系。”
他认为，当新兴大国开始侵蚀霸权大国的霸主地位，这在国际事务中就是进入了一个敏感时期。这个过程最后的结局不好，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与美国。结局好的也有，两者和平过渡到一个新的平等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19世纪90年代英国甘愿将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拱手让给美国。这种让步，对当时的伦敦来说虽然很痛苦，但为两国下个世纪以及更长远的合作关系铺平了道路。
卡彭特指出，美国对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感到恼火，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领导人也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表明它试图在东亚树立自己的老大地位，逐渐取代美国的势力与影响。他说，美国很难接受中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中美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别。
软硬兼施
从卡彭特的视角，让美方感受到北京的不合作态度，正中美国鹰派下怀，他们对中国的挑战发出了警告，极力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
美国新保守派学者丹尼尔·布卢门撒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赞奥巴马政府敢于面对“中国的霸道行为”。但是他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勇敢”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他建议美国对中国采取毫不掩饰的外交和军事遏制政策。
然而，卡彭特则持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凸显美国决策者需要制定更为清晰有条理的对华战略。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一再发生对抗，结果肯定不好。美国在采取强硬立场时必须从大局着眼。他认为，很多专家学者希望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和朝鲜问题上毫不让步，同时在台湾、中国货币估值、西藏等问题上针锋相对，这显然是不顾轻重缓急。他说，“我们不能在每个问题上都占上风。”
在他看来，美国在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能让步，但是华盛顿要明白，有所让步才可以争取到中国的合作。比如，中国国内人权和西藏这些不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没有必要让它们破坏重要的中美关系。
美国事业研究所的马萨认为，在处理中美关系紧张之类的危机时，中国领导人会十分小心，不会给人留下他们面对美国屈服畏缩的印象。但他也指出，如果中国不能负责任地化解危机，美国应该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做好应对准备。
曾经担任里根总统特别助理的道格·班多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反对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他指出，就连布什政府都拒绝因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而与之发生对抗。美国未来几届政府也不会因台湾问题考虑同中国开战。他说：“在当今世界，华盛顿的决策者需要将更多精力用于防御而非进攻。美国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美国最好适应新的现实，而非劳民伤财地维持一个不现实的军事霸权，这种霸权受益最大的是盟国而非美国公民。”
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
中美关系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解决中美双方的矛盾只能靠对话，而不能靠对抗，对话比“对瞄”强
文/罗援
近来，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幻，黄海风波未平，南海风波又起，东海海域也暗流涌动。中美多方交涉后，相关事态有所缓和。对此，需保持理性、客观、冷静的态度。
当今透视中美关系，其正常、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政治互信，政治互信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注。中国在美韩关注的“天安号”事件中，秉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以事情的是非曲直来秉公行事，在联合国讨论此事件时，也主持了公道，应该说是尊重并照顾了美韩的安全关注。
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利益攸关，比如反恐问题、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等，这些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没有任何一方的合作，都会功亏一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没有必要因为黄海问题触犯中国，影响中美关系大局。在处理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世人都知道，中国是朝鲜最大的邻国，是朝鲜最主要的援助国之一，没有中国的合作，任何对朝鲜的制裁都形同虚设。
因此，中美双方应该避免摩擦，寻求合作的基础。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分歧和困难，但我们也并非注定是敌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得更精辟，“对于中国，你把它看做朋友，它可能就是你的朋友；你把它看做敌人，它就真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
而危机处理的原则是防止危机升级。从黄海风波看，在危机未形成之前，应设法预防危机、化解危机，防患于未然。相关各方及时表明自己的利益底线和安全关注十分重要，并通过适当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信息，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危机已经形成，就要设法控制危机、解决危机。危机处理的手段主要是靠智慧，而不是一味逞强。如果一味逞强，形成“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的“顶牛”之势，只能把对方逼入墙角，造成危机升级，而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解决中美双方的矛盾只能靠对话，而不能靠对抗，对话比“对瞄”强。
中美高层军事交流因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中断，但两国防务系统的工作接触仍然保持，双方海军的海上安全磋商机制仍存，双方还存在着“二轨”、“一轨半”、“一轨”对话管道，为什么不启动这些机制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大炮来说话”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讲道理而又不信邪的民族，靠航空母舰是压不服、吓不垮的。美国号称是“牛仔”民族，中国则是“硬汉”民族。“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就是我们的处世信条。
中美之间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合作，才能解决矛盾。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凯尔顿(IkeSkelton)说了一段令人思考的话：“我仍然相信，中国未必注定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北京政府不需要将美国视为中国利益的威胁者。不过，美中两国仍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不管未来两国安全关系如何。同时，我们每个人必须谨记我们的行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尽管合作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最终只有合作才能保护两国的最佳利益。”对于第一句话，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对于第二句话，我们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我认为，第三句话才是摆脱中美战略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不会以牺牲国家的安全和尊严为代价。中国当前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国际事务上主张建立公平、合理、共赢的和谐世界，在周边奉行“睦邻、友邻、富邻”的政策。我们不愿意与任何人为敌，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我们为敌。我们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牢记邓小平说的一句话，“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中国的崛起，有别于任何西方列强的崛起，我们不是依靠战争和掠夺崛起，而是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们要发展，首先要营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和平”对于全人类来讲，才是真正的“公共财富”，才是真正的“共同利益”。为了发展，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国内的和谐安定，也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周边的和平稳定。和平只能争取，只能维护，不能妥协，更不能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中国应对危机的关键则是要“强身健体”。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软”“硬”实力都有所增强，就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作者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