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成都“工作”的小洁(化名)有些清闲。她每天下午逛逛街，晚上看看电视，偶尔跟朋友凑在一起喝喝酒。但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着天花板发呆。“一个月了，还是不习惯这种没‘生意’的生活。北京风声紧也就罢了，没想到我们这里的风声也这么紧。”小洁有些无奈。作为一个性工作者，她盼着能早点接到经理的“开工”电话。但经理一直没联系她。目前，成都和其他25个城市一样，正处在全国“扫黄风暴”的中心地带，经理显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
“风声”正紧
今年4月11日，一场代号为“4·11”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在北京展开，之后“天上人间”等4家豪华夜总会被查处。广东东莞快速响应，5月24日至26日，东莞警方在全市开展代号为“曙光二号”的专项行动，共查处涉黄娱乐服务场所30个、各类涉案违法人员1148人。一场全国规模的扫黄行动，由此开始席卷大江南北。
7月8日，成都警方也行动起来。据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700余人次，查处涉黄场所97家，抓获涉黄人员279人。“干这一行两年了，真没见过这阵势，幸亏我那天没出去，否则也出事了。我一个姐妹，就被罚了5000块。”小洁说，那些天，她听到的都是“坏消息”。
前不久，南京警方查处了号称“南京最安全”的夜总会“名商宝丽金”等3家高档娱乐场所；重庆警方勒令涉黑涉黄的希尔顿酒店停业整顿；南宁、兰州、昆明、西安、济南、石家庄、武汉、贵阳等许多城市，也相继重拳打击娱乐场所暗藏的色情服务。
这次“扫黄风暴”跟以往的有很大不同。以往，扫黄多是与打击非法出版物结合起来，俗称“扫黄打非”，其中“扫黄”部分的打击对象多是“发廊妹”等人群。而这次扫黄行动扩展到了高档娱乐场所；行动期间，各地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公安机关严密配合，行动雷厉风行。在很多城市，老百姓认为“后台硬”、“很安全”的夜总会、商务会所、桑拿洗浴中心、KTV等，都被查封或停业整顿；打击的不仅是卖淫嫖娼人员，还包括那些幕后黑势力和保护伞。迄今为止，这场风暴已刮到了至少26个大中城市，查获有偿陪侍等涉黄人员数千人。
前不久，南京警方查处了号称“南京最安全”的夜总会“名商宝丽金”等3家高档娱乐场所；重庆警方勒令涉黑涉黄的希尔顿酒店停业整顿；南宁、兰州、昆明、西安、济南、石家庄、武汉、贵阳等许多城市，也相继重拳打击娱乐场所暗藏的色情服务。
这次“扫黄风暴”跟以往的有很大不同。以往，扫黄多是与打击非法出版物结合起来，俗称“扫黄打非”，其中“扫黄”部分的打击对象多是“发廊妹”等人群。而这次扫黄行动扩展到了高档娱乐场所；行动期间，各地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公安机关严密配合，行动雷厉风行。在很多城市，老百姓认为“后台硬”、“很安全”的夜总会、商务会所、桑拿洗浴中心、KTV等，都被查封或停业整顿；打击的不仅是卖淫嫖娼人员，还包括那些幕后黑势力和保护伞。迄今为止，这场风暴已刮到了至少26个大中城市，查获有偿陪侍等涉黄人员数千人。
“这次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桑拿中心、酒店，是很多性工作者的从业轨迹。
小洁来自四川的农村。20来岁的她身材娇小、白白净净，在成都“干这一行”已经快两年了。初中毕业后，小洁在家乡打了一段时间的零工。2007年，她和几个老乡一起到成都找工作。她算是幸运的：一个老乡介绍她进了一家肉制品加工厂，管吃管住，一个月有1000元左右的工资。父母已下岗多年，她的钱几乎都寄回去贴补家用。
前年，小洁的妹妹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家里高兴了好一阵子。但1万多元的学费怎么办呢？小洁找几个老乡去借钱。没想到，原本很寒酸、才几个月没见面的老乡阿华(化名)，直接给了她1万元。小洁大吃一惊。阿华说，她已经到一家酒店做“小姐”，月收入有上万元。阿华还劝小洁“一定要想开点”，趁年轻多赚点钱，“如果愿意做的话，可以帮忙引见”。
小洁一开始还有些抵触，但想想自己的拮据，再看看老乡的阔绰，几天后，她拨通了阿华的电话……很快，第一笔“生意”就来了。那天晚上，一个“很好说话的”中年男人给了她450元。不久，小洁离开了工厂。随后的第一个月，她挣了7000多元。在电话里，她“高兴”地告诉父母，她“升职了，工资涨了”。
小洁说，她是自愿进入这一行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样挣钱容易，正经的工作都不想去做了。再说，我读书读得也不好，没有什么技能。”大多数时候，小洁“挂靠”在一家高档酒店，有时也到别的场所“帮忙”；一般晚上7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每单“生意”的时间一般是45分钟，最低价为298元，上不封顶；包夜一次600元，所得收入她和酒店平分。“有的酒店比较讨厌。我们做完‘生意’，他们还要把电话打到客人房间里，问我们服务得怎么样。如果对方说‘不好’，他们还要扣我们的钱，搞得大家提心吊胆。他们说这是引进东莞的管理方式。我看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不过，小洁和姐妹们又离不开酒店。“有的时候，经理会直接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去哪个公寓或者哪个小区。不在酒店里，警察很难抓到你。警察有时候在网上‘设套钓你’，所以我们不轻易通过网络找客人。网上什么人都有，太危险了。”
在此之前，小洁也经历过几次小规模的扫黄行动，但都能提前得到通知，“回家避一避”事情就过去了。虽然现在风声正紧，但小洁还没有收手的打算。“以前也扫过，现在不是还有么？这个行业是扫不干净的。被抓的人，都是没有人保护的小喽啰。这次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等等吧。”所以，小洁时不时地还是会给一些“公关经理”打电话，打探一下消息，顺便问候一下，让他们“多想着点我”。
记者也对其他地区的色情行业从业者做了调查。天津一个从事色情行业的人向记者透露：“因为公安局最近查得比较勤，三番五次地来，我们的生意做得非常谨慎。普通客人打电话到桑拿中心点‘小姐’，基本都会被拒。”接电话的人很有经验，会通过问对方“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消费”和“是不是会员”等问题，摸清对方是不是熟客，或者是不是由熟客推荐的。
“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色情产业链上的每个组成部分，就像“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都离不开谁。东莞有“中国的性都”之称，那里有不少像小洁这样靠出卖肉体生存的人。东莞的色情产业链“盘活”了上游和下游产业，牵扯到很多人的生计问题。
东莞厚街镇商业区的厚街商贸中心内，二楼和三楼有数十家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简易摊位，包括老板在内，最多只能坐下3个人。这里的人只做两种生意：卖廉价首饰和为别人化妆。化妆的项目有很多：修眉10元、盘发10元、修指甲10元、指甲抛光20元。
每天下午4点过后，这里就逐渐热闹起来。很多的妙龄女郎都会光顾此处。一位卖首饰的女老板毫不避讳地说：“10个里有9个是在附近的酒店、桑拿房里上班的‘小姐’。”这些女孩子化完妆、叽叽喳喳地从商贸中心走出来时，早已等候在路旁的“摩的”司机会热情地向她们招手：“靓女，坐我的车吧！”所谓的“车”，就是把后座装上海绵软垫、配有踏脚板的自行车。
37岁的孔庆立前段时间花1000多元改装了他的自行车。此后，每天下午3点，他都会准时等在商贸中心的大门外。虽然车费每次只有3至5元，但一个月下来，他也能挣1000多元钱。“我挣的基本上都是‘小姐’的钱。”他拉的那些女孩的目的地，往往就是附近的某家酒店。
想坐出租车的女孩，可以从商贸中心的另一个门出去。“坐出租车的‘小姐’去的酒店，一般都很高级。我们这里的出租车一般不打表，只要上车，起步价就是15元。”已在厚街开了5年出租车的曾黎祥说，他现在有几个固定女乘客。她们常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让他到酒店接她们回公寓。“现在管得严了，生意不好做了。不光是我，服装店和夜宵广场，都没什么生意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东莞的色情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利益链。一位混迹于东莞酒店业的资深管理者张先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东莞的色情行业大约在1992年前后起步。最先催生这个行业的，是一些常年离开老婆孩子，到东莞投资的台商和港商。他们长年独自驻守东莞，经济上很富裕，有生理上的需求，经常去歌舞厅“寻欢作乐”。有时候，他们也是为了招待生意上的“客户”。从欧美和非洲来的“淘金者”，也是东莞色情业的常客。他们在投资和采购的同时，也顺便刺激了东莞娱乐服务业的发展。“从韩国和日本来的买春团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这些人都快成我们这里酒店业的消费基础了。”张先生说。最近10年，随着各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拥入，东莞的色情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在强大的“需求”下，东莞的色情产业甚至形成了一套行业标准(被称为“莞式标准”)。很多酒店都要求顾客对“小姐”的服务进行打分，内容多达10多个细节。一旦某个“小姐”被认为“怠工”，没让顾客感到满意，她将被扣薪酬。
高度“产业化”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报道，东莞的地下色情业和其直接、间接的关联产业，每年能产生近400亿元的经济效益。而整个东莞去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3700多亿元。另有报道称，自开始扫黄以来，东莞酒店的入住率降低了30%；很多“小姐”为了躲风头而纷纷离开，导致当地娱乐场所的收入下降了近80%。
两位专家围绕“黄”的辩论
这场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强劲的全国性“扫黄风暴”，到底能产生多大效果？扫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风暴”来后，这些“小姐”将流向何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为此专访了社科院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从今年4月开始，我国展开了一场扫黄行动，您如何看待这场行动？目前我国的“小姐”群体有多大规模？
李银河：我没直接做过对卖淫群体的调查，但从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朋友那得到了一些说法，差异很大，有的说有几十万，有的说有300万，这些人以农村妇女居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王大伟：国家对此进行坚决的打击，对卖淫嫖娼行为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净化，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有表现。但在解放以后，因为我们采取了坚决有效的禁绝措施，一度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现象，创造了奇迹。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解放初期能取缔，而现在不能？
李银河：我认为，那个时期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是“反常”的，现在的情况才是常态。那时候可以没有妓女，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所有人都是低工资高就业，没有人在温饱之余还有闲钱去嫖妓；另一方面，那个时期，政治上的控制非常严，对道德纯洁性的要求也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对照古代还是民国时期，现在的这种状况都算是回归“正轨”。
王大伟：解放初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当时，政府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治病救人、识字引导等正确的方法，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环球人物杂志：“打击”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手段？
王大伟：打击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常说“黄赌毒”，有时这些是同时存在的。有些人进行卖淫活动，就是为了对毒品进行消费；有时候“黄”也是和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加大打击力度，可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犯罪转移”，主要意思是“犯罪是流动的”。比方说，最近“风声紧”，有些“小姐”就通过手机短信招揽“生意”，这就是犯罪学上所说的“犯罪转移”。所以，在打击的同时，也要注意配合多种手段，打防结合，综合治理。
环球人物杂志：像今年这样的打击力度，预计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银河：以近30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没什么用，“黄”是扫不光的。其实，我国每年7、8月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今年的力度大了一些。
王大伟：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有一种新的打击态势。只要这种态势能坚持下去，定期进行打击，同时综合治理，就会收到比以前更好的效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各地政府“扫黄”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卖淫嫖娼确实有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所以我们一是打，二是防，三是综合治理。如果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再进行综合治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环球人物杂志：“黄”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这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吗？
李银河：我觉得，卖淫现象有两种作用：一是它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我看过的一个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的强奸案，有57%是农民工造成的。这一行业使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从这个角度看，色情行业多少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二是会让一些女性滋生好吃懒做的想法，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太好。
王大伟：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有很多负面影响。一个官员“下水”，无非就是“酒、色、财、气、烟”——“酒”是喝酒，“色”是嫖娼，“财”是赌博和收受贿赂，“气”是生气、斗气，“烟”就是毒品。这些对社会风气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色”，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干部如果深陷其中，就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另外，它还会传播疾病，比如艾滋病。因此可以说，“黄”会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扫黄行动不算少，但每次扫完之后，它都会再次抬头。
李银河：因为这其中有利益链，有需求，因此不可能根除。
王大伟：一是社会原因。在一些地方，很多人在谈生意的时候，先吃饭再去色情场所，已经成了“潜规则”。二是道德原因。夫妻之间的忠诚度与过去相比倒退了，道德标准也放宽了。三是生理需求。过去，人口流动少，人们的居住地相对稳定；但现在，流动人口规模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淫嫖娼现象就会有所抬头。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看到，在扫黄行动中，出现了卖淫女被游街示众的情况。
李银河：这种事情太令人发指了。这些人也有人权，必须得到尊重。这样侮辱她们，是非常原始的野蛮行为，不是文明社会应该存在的。所以，中央已经明文禁止这种行为。
环球人物杂志：“扫黄风暴”过后，政府还应该做些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办妇女学校，传授一些技能，让她们还有其他谋生手段。仅仅采取打击手段，是“欲速则不达”。前一阵有新闻说，有些地方把“小姐”们聚集起来，发放避孕套，教给她们基本的预防疾病的知识，这是必要的、真正有用的。我们应该转变态度：卖淫者不应该是打击对象，她们更需要帮助。
王大伟：我们可以借鉴解放初期扫黄上的一些做法。除了罚款、教育之外，还要从根本上帮助她们，关心她们，了解她们的实际情况，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出路。我认识的一个公安局长，曾在一次扫黄行动中抓到一个小姑娘，她父母双亡，祖父中风在床。这位公安局长帮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姑娘从此有了正常的经济来源，不再走那条路了。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看待“卖淫非罪化”？有些专家说这是解决卖淫问题的一个方法。
李银河：我是提倡“卖淫非罪化”的。“非罪化”就是对成人之间自愿的性交易行为，不追究其刑事和治安责任。“非罪化”不是让人领执照、开红灯区。我提倡的是男女之间自愿性质的性活动，不管其中是否有金钱交易，警察都不必去管。现在这种传统的扫黄办法，只是将性工作者逼入地下，会带来很多弊病。因为警察要抓，她们就会寻求一些黑恶势力的庇护，这样又导致她们可能受到黑恶势力的逼迫和压榨。现在这种打击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更大。
王大伟：对于“卖淫非罪化”这个观点，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有什么数据能表明“非罪化”可以使强奸犯减少？犯罪学是一门学科，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我在日本和英国看到，一些卖淫行为半公开或全公开的地方，强奸与其它犯罪行为反而更多。
环球人物杂志：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卖淫现象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
李银河：现在，大多数公众是同情“小姐”的，但也有一些人看不起她们，在道德层面不能接受她们。这种社会态度应该转变，我们要有爱心，要去帮助她们。
王大伟：对于卖淫现象，现在有几种态度：一是坚持要求不动摇地进行打击。这是大部分人的态度。二是适当放开，适当加强管理。还有少数所谓“专家学者”提出“卖淫非罪化”的观点。这些人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随便说出这样的言论，会误导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 环球人物 记者 刘亚 特约记者 鲍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