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但对人权的呼吁不仅来自国外，也一直来自中国国内——从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
傅莹：在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我们曾经历文化大革命，我们有成功的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进步，满足了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稳定的要求。我们经历了西藏和新疆的骚乱，遭受过洪水和地震的灾害，也曾举办奥运会。你必须看到整幅画面。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程，你会看到我们曾有过的失误，也可以看到我们改正错误的能力，例如文化大革命曾使这个国家遭受创伤，没有人愿意让类似的事情重演。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仅仅去挖掘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不够的，仅仅去倾听那些用你们的语言、顺着你们的心意说话的人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总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在13亿中国人中找到极端主义者不是件难事，在任何事情上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只有真正弄明白什么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
《时代》：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在政治上却改变很少。
傅莹：这(种看法)确实是矛盾的：西方世界承认中国的经济进步，也赞许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但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对中国的政治进步视而不见。你们的逻辑行不通啊，就好像是说，中国是在没有政府、没有政党、没有政策，也就是说是在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下取得了这一切(成就)。
《时代》：既然你们如此成功，为什么不再开放一些呢？
傅莹：我刚才的回答还没有讲完。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你们的政治制度、你们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你们的政府结构、你们的政党制度，并且把这些作为样板来衡量中国，你们总觉得中国套不进去。但是看看那些接受了你们模式的国家，它们有多成功？它们有谁发展得像你们一样好？它们达到你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了吗？你们想要和很多国家分享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却不想分享你们的财富、你们的生活水平——而这些正是你们政治制度的基础。
《时代》：那么我们的错误就是期待中国接受我们的模式吗？
傅莹：你们向世界各国出口自己制度的体验如何？
《时代》：有好有坏吧，我觉得。
傅莹：也许在某些地方还行，但肯定不是在所有地方。任何人都不应该假定，中国人都没有长脑子。13亿人哪！一个十分活跃的社会，有很多家庭和为自己孩子操劳的母亲，怀有各种梦想的公民，他们对政府有着自己的愿望和需求，政府必须回应人民的要求。自古以来，人民被比作水，政府被比作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应得到尊重和理性的分析，实事求是，而不是总被要求去迎合你们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