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传》(简称《2010李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下称《2004解谜》)，所以下面多处也要涉及此书。
图一杨振宁与Mills(1999年摄)
I.
《2010李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我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The Whole Truth)，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correlation)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例如：
“杨的普遍定理也适用于此例。”(译自该书1952年版639页)
（对称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观念。我的这篇1948年的博士论文，后来的杨-Mills、宇称不守恒、1974年的规范场积分形式等工作，都是关于对称的工作，其中尤以杨-Mills的规范场理论为极重要。请参阅《2009 Dyson》。）
II.
《2010李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不是；《2004解谜》第14问答中也如此说。这同样是只讲部分事实，以偏概全。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见《1983杨》6页）参加的除费米外，有两位教授：Teller与Wentzel，与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与我，没有李（讨论了数周，结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页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计算很难懂，我们的讨论完全失败）。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见《2004解谜》110页）。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杨》307页）。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1983杨》48页）。没有邀李。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