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举国体制的运行模式与组织形式。
刘鹏：建国以后，我国初步形成了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完善了运动员、裁判员注册制度和国家队集训制度，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管理体系，形成了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运动会制度和全国城市运动会制度。各省(区、市)也根据全运会的周期，举办全省(区、市)运动会，发现和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这就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雏形。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实施举国体制的基础，为国争光的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动力和保证，以国家队为龙头的多级条块结合的训练体系是实施举国体制的主要措施和组织形式，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是实施举国体制的重要标杆。
记者：中国的全运会已经开了十届，但听说有些国家的全运会有更长的历史。
刘鹏：全运会并非中国特有，举国体制也不是中国的专利。韩国每年秋天都要举办全国运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7届。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体制，不仅在竞技体育方面，还涉及其他领域。美国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航天飞机计划，欧盟实施阿丽亚娜火箭计划也采取了举国体制甚至是举盟体制。由此可见，举国体制并非我国所特有，而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一些重要工作、重大工程中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效率极高的体制。
记者：对于举国体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那么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国际环境中，又该如何看待体育呢？
刘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蔚为壮观的文明现象。体育是一种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是一种文化，已经成为继音乐之后又一种世界通行的语言，人们通过体育来沟通和了解各地的文化，甚至把它作为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快慢、国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体育也是一种艺术，可以使人的力量得到体现、潜力得到发挥，使人有更高的希望和追求，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和生活乐趣；体育更是一种精神，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记者：有人说应该让体育远离政治，回归游戏。您怎样看待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刘鹏：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从体育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密切关联来看，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更有特殊意义。弱国无体育，对此国人更有切肤之痛。所以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体育的振兴既是应有之义，更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往往富有多重意味和丰富内涵。各个国家对于体育赛事，不但积极参与，而且竞相争办，其间的得失成败牵动着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的神经。因此，我们应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全面认识竞技体育的综合效应和价值。
记者：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对此怎么看？
刘鹏：做任何工作都不能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