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丽
直到今天，熊跃辉还对发生在安徽蚌埠鲍家沟的一幕记忆犹新：听说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来了，一群当地百姓跪在他面前，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治污！
鲍家沟位于蚌埠市东部，是5个主要入淮通道之一。鲍家沟不是一条自然河流，而是一条10多公里长的水利沟渠。抗旱时，从淮河里抽水到鲍家沟为两岸田地灌溉；防汛时用于排涝，直接排入淮河。如今，因为多家化工企业的污染，这条沟渠被当地农民称为纳污沟、毒沟。
今年5月26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参加的检查组到达现场时，鲍家沟正在开闸放水，闸下至淮河形成的厚厚泡沫，浩浩荡荡足有1公里，污染状况触目惊心。
当地村民起初对检查组“不屑一顾”，他们为了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10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可就是不断地查不断地排污”。
国家环保总局今天公布的被限批城市环保违规情况中称：当地村民纷纷表示已对当地政府的治污工作失去信心，并向检查组下跪，请求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问题。
企业的“三不怕”和政府的“三不查”
“如果不采取流域限批的措施，环保总局总是查也不解决根本问题。”熊跃辉对记者说，因为关停、查处排污企业还得靠地方，“流域限批就是变我们查为地方自己查，促使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下狠心把污染企业处理到位。”
针对当前屡查不止的环境违法问题，熊跃辉总结出了“三不怕”和“三不查”。
“现在很多企业不怕环境监察。”他说，企业后面有政府撑腰、有官员作保护伞、有地方行政保护，“环保部门能把我怎么样？”
我国现行的《环保法》颁布于1989年，“处罚力度小、手段软”。企业违法排污，环保部门最多罚10万元，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只能罚1次，满打满算一年才120万元，熊跃辉说，这还是在企业自觉、按时地缴纳情况下。“有的一年才罚七八十万元，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企业根本就不怕行政处罚。”
第三个“不怕”是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你去投诉啊，反正地方也不能处理我。”
排污企业的“三不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别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三不查”：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老百姓的环境诉求得不到重视。
熊跃辉说，有的被“流域限批”的地方可能会痛恨环保总局，觉得这样的决定不可理解。但过几年，“他们就会发现，这项措施是能够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对他们调整产业结构是有好处的。”
猫鼠游戏依然在上演
熊跃辉表示，搞流域限批不是环保总局跟一些地区有过节、非要跟你过不去，而是污染问题严重的地市，限制它的项目审批，才能触动地方政府的神经，才能促使他们下工夫整治污染企业。
“说实在的，光靠我们查是不行的，暗查的时候就有人在后边跟着。”熊跃辉说。
5月下旬，熊跃辉去了陕西省渭南市，明察了开发区的排污情况之后，他又突然带着队伍折回去暗访。
查了一个企业之后，熊跃辉发现后面跟了一辆车。在一家污水处理厂，厂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刚刚环保局来电话说你们要来。”
“往往是我们还没到违法排污企业，电话就已经打到企业去了，通知他们把设备开起来。”熊跃辉摊开双手，“这真成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在渭南的一周，熊跃辉带着他的小组暗查了几十家企业，每天早上7时就出门取样。
每到一地，熊跃辉都带头钻下水道、看排污沟，或者跟拦着不让进去的门卫吵架。在屠宰厂，除了臭味还有腥味，“拉开下水道的井盖，那味道真是熏得你喘不上气来。”熊跃辉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摆摆说，“企业阻碍你取证，地方政府怕暴露问题、怕区域限批，因为关停企业必然影响财政收入。”
熊跃辉的检查小组在排污口取了样，一般也不在当地检测，“那不可信。”
环境保护应与经济发展同步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熊跃辉认为排污企业超标排放的情况比较多，主要是由于工业技术比较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上的一些企业，经过20多年的高负荷运转，设备已经老化、处理工艺难以达标，“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
这次遭“流域限批”的渭南市就存在大量落后产能，结构性污染突出等问题。在抽查的18家企业中，12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占抽查企业数的66.7％；该市韩城市龙门工业园共有工业企业35家，仅焦化行业就有20家，近半数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但是，在熊跃辉看来，通过这些年来严厉的环境执法，企业的环境意识也在增强，偷排偷放的现象也在减少，“工业污染这一块很明显，偷排偷放情况有所好转。”熊跃辉说，真正明目张胆排放的企业有，但不普遍。
目前，一些地方仍然是重经济轻环保、仍然是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熊跃辉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能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解决了重经济轻环保的问题，“那就不用我们再下去查，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本报北京7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