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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绿色和平组织和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先后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个高调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另一个则高调呼吁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这样的“针锋相对”与一个决议有关。2006年11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再次搁置了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申请。从2004年起，转基因水稻商产的申请每年都在安委会的会上讨论，都因分歧太大无果而终。
不过，专家透露，转基因水稻已获批进入最后的生产性实验阶段。
支持派暗战反对派
1月29日，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主席Clive James(以下译为詹姆斯)来到北京，发布年度转基因技术的全球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在转基因农作物种植中取得的成就，并称中国是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领头羊。
“在2006年，中国有680万小型农户种植了350万公顷的抗虫棉，占到全国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6%。”詹姆斯说，除了在棉花种植中应用生物技术外，中国的安委会还在2006年建议批准了抗环斑病毒的转基因番木瓜，“中国正在考虑批准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而且有望在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并获得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后，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将通过审批”。
詹姆斯这番高调的“针对性”十分明确。
此前，1月10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公布了一份名为《转基因稻米全球市场报告》，报告公布了世界各地稻米企业普遍抵制转基因稻米的公开声明和民意调查报告。美国加州稻农协会主席谢普世亲临北京，向公众介绍美国农民反对转基因稻米的情况。该报告被各大媒体转载，而之前的2006年11月，安委会再次搁置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申请。
这些不利的因素挑动着转基因水稻支持派的神经。仍在研发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中国科学家，以及ISAAA这样的转基因技术代表组织自然不会沉默。
转基因水稻商产的支持派和反对派针锋相对，更体现在“民意调查”上。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报告中说，根据“民意调查”中国消费者中有50%倾向于非转基因食品(仅有26%愿尝试转基因食品)；而支持派中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提供的民意调查则是：有61%的消费者表示接受转基因食品，有24%的消费者表示中立，仅有9%的消费者反对转基因食品。
可抗虫的转基因水稻
不仅是国际组织存在支持和反对两派，在科学界，两派的“战争”也从未平息过。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和转基因水稻对环境是否存在污染。
转基因水稻，是根据某种特殊需要在水稻中引入特殊基因。复旦大学教授、安委会委员之一的卢宝荣告诉记者，现在申请商业化生产的是几种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其中一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产生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常见害虫浑身溃烂并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田的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认为，转基因抗虫性水稻可减少80%的农药使用量，从而大大减少农药尤其是剧毒农药对人体和土地及环境的伤害。此外，转基因抗虫性水稻的亩产量也比常规水稻高约6%。
黄季焜算了一笔账，认为如果我国推广种植抗虫转基因水稻，不仅能大大减少农药使用量，一年还能为农民增收200亿。“如果转基因水稻能够商业化生产，意义不会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黄季焜说，目前国内还在研究一种抗旱的转基因水稻，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将是“革命性”的。
抗虫转基因水稻能减少农药使用、保护耕地和为农民增收，但三年来都没获批生产，也是因它的抗虫性，这种转入的抗虫基因使它长久地陷入了安全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