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２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宋振远、董振国）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已一年有余，对照中央提出的２０字方针，观察各地的行动，可谓总体平稳，亮点频闪。但综合记者采访、部门督查和专家调研的情况也发现，部分县乡的新农村建设在一些方面陷入误区，急需在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基础上作出相应调整。
误区１：搞试点“嫌贫爱富” 示范点变“官”赏点
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抓点带面，但一些地方把示范点上的工作抓成“一枝花”，面上的工作却成了“豆腐渣”。
江西有个县为倾力打造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镇，把原有的一点水利、造林、交通等资金捆绑在一起，全部投入到示范点上，“官”赏点是建成了，可一些村镇群众急需的专项投入却“断了炊”。
山东、河南有些县乡选的试点，过去建小康村时就是样板村，现在转眼又成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集中大量财力投入到一些老典型上，结果取得的“经验”缺乏普适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说，试点初衷是“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如果变成盆景，就成了“搞好一个点，荒了一大片”。
误区２： 贪大求洋“大跃进” 农民背上新负担
一些地方脱离实际提口号，希望短期内建成新农村。中央党校等机构近期发布的《２００６年新农村建设状况报告》说，贵州德江县川岩村计划用５年至１０年建成新农村，这对一个人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数的村来说，很难令人相信。
其次是层层下指标，搞新的“达标升级”。如要求短期内村村通柏油路，村村用沼气，村村通互联网等。
新农村建设贪大求洋，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即出现了新的农民负担。江西有的试点村只落实“改路”资金９万多元，却包给工程队３０多万元的“改路”工程。东部沿海一些县市为了让农民住上别墅洋楼，不惜让农民贷款补交差额。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四项制度”，要落实这些制度，关键是新农村建设要量力而行。
误区３：“村容整洁”成了“粉饰行动”
一些地方干部错误地认为，新农村贵在一个“新”字，所以首要的是让旧村换新装，为此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村容整洁上。中部有个乡镇要求各村墙壁统一刷成“上黄下蓝”，给民房“穿裙戴帽”，结果有个村筹到新农村建设资金２０万元，仅粉刷墙面就花去９万元，装饰屋顶花去６万元。
江西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在督查中发现，有的试点村花了６０万元建一座广场，有的花十几万元建一座牌楼。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包永江说，重外轻内、重村庄整治轻产业发展，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背后，是“干部任内快出成果”的扭曲政绩观，急需纠正。
误区４：“生产发展”变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一些地方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最终要靠“生产发展”来支撑，但在实现“生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又回到前些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上。为规避征地调控政策，他们借机推行“以租代征”，跑马圈地。
记者在豫中、鲁南、苏北一些乡村周边的农田看到，小加工厂房随处可见，农村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不无忧虑地说，“生产发展”主要是指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应警惕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演变成为乱占耕地、大办村户企业的“非农运动”。
误区５：重物质投入 轻制度建设
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最近一份调查显示，有１６.３％的受访农牧民所在村没有开展过“村务公开”；有１１.３％的受访者认为所在村的村务公开只为“应付检查”。一些专家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忽视培养新型农民、忽视民主管理等制度建设，无异于舍本逐末。
安徽某地农民上访反映干部乱拆农民房子，当地干部解释说：“拆房子建新农村，我们是在江西赣州学来的。”对此，赣州市有关领导回击说：一些地方只学了皮毛，实际上，赣州模式的精华是每个村都组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通过制度创新，一些公共事务和项目由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山东有个乡镇开展“三清”（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时，为完成任务，干部把全部事情包下来，结果上级检查完后，“三不清”又故态复萌。
发改委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说，建设新农村需要制度创新，这要求各地把主要精力用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上，构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培养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现代发展理念。说到底，新农村建设是个农民现代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