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眷村,犹如缩小的中国。眷村人来自大江南北,口音南腔北调,各省独具特色的风俗交汇于此,各地漂洋过海的美食五花八门。北方的大蒜、馒头,南方的白饭、辣椒,生活虽然贫寒,邻居们却感情无间。杨伯的水饺远近闻名,卤的一锅卤味,香味瞬间就挤满了窄窄的巷子,老饕食客们寻香而来,放学归家的孩子叫声“杨伯好”,或撒个娇,杨伯就赏个水饺吃;刘妈家里人多,月末总是拮据,最容易喂饱一大家人的就是面食了。可天天一样的口味,时间一长,孩子们也会嘟囔。刘妈就常和南村的各省妈妈们交换食谱,尤其来自北方的方妈更是手工面高手。搭配着“吃面会长高”这句话,加上“你看山东人都长好高”一起食用,孩子们倒也乐在其中。
四四南村和其他眷村一样,如封闭空间般,暂时性地将小群体与大社会隔离。眷村是人为的、临时的社群。住在眷村里的人,没能及时与外界社会产生共鸣,更别说紧密、自在地融合。彼时,台湾当局鼓吹返回大陆的决心:“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说“心安理得”也好,道“忍辱负重”也罢,他们自身清楚“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所”,于是将物质匮乏、生活艰难安慰成“乱世中的权宜之计”,而给予他们精神寄托与希望的则是“反攻大陆”的幻梦。他们总想着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返回故乡,但时光荏苒,直到青丝成白发、少年成耄耋,他们的梦也没有实现,几十年再也没能回到海峡对岸的老家。
眷村也就成了台湾乡愁最多的地方。在许多眷村老人心中,台湾不能算叶落归根、寄寓心灵之所在,仅仅是遮风避雨、暂托身躯的他乡。
时代不停发展,老旧眷村不可避免地面临消逝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推出“眷村改建计划”,各地眷村逐渐消失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中。四四南村作为台湾眷村的代表和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在原有住户迁出后,以信义公民会馆暨文化公园的风貌延续了生命,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低吟浅唱着一支婉转忧伤的歌谣。(吴储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