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5月25日讯 《金华发现台湾义勇队政治课教官高甦墓碑》报道刊出后，多位上了年纪的市民致电0579-89111111，说起了台湾义勇队的往事。
87岁的于宝生是下于村健在的、唯一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
“当时义勇队的少年团在我们村子里住，就住在水塘边的房子里，30几个人，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我当时在仙桥读书，每个周末回来，都会和少年团的人呆在一起。”
于宝生说，空闲的时候，少年团都在编排节目，唱歌、话剧，有些团员学了些金华话，就用金华话表演，以便村民能听懂。
让于宝生记忆深刻的，是陈姓、孙姓的两名义勇队医生，“他们当时五六十岁，我们这里有人生病了，他们就帮着看病，不收钱。”
在于宝生所说的义勇队少年团驻地边上，还有一个制药厂，根据1939年台湾义勇队秘书处撰写的工作概述记载：“派队员庄惠民、黄授杰等往金华东关乡(今东孝街道)药品生产合作社，义务担任药品制造工作。”
“我的哥哥就是给义勇队的人烧饭的。他们住在祠堂里，小孩有30多个，大人也有几十个。”92岁的钱永坤说，山垅头村是当时台湾义勇队的分队驻地之一，在村子旁名叫尖头塘的山上，还发生过一次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遭遇战。
“战士死了30多个，村民也有死掉的。”钱永坤说，住在山垅头村的义勇队成员就帮忙救助治疗那些伤员。
“十几年前，还有人到我们村，要找一个姓高的义勇队人的墓碑。”钱永坤的妻子姚爱娇告诉记者，当时那群找碑的人在他们家吃了午饭，“他们说，找到这个碑给他们，就能拿到1000元钱。”
姚爱娇说，那群人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对村民说，他们要寻找的高姓之人就死在金华农村，“他们好像是台湾来的，在这里找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结果就回去了，现在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人叫高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