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香港中评社资料图）
香港中评社28日发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文章，以下为内容摘编。
闽台海上有人的活动，自然会有闽台的海上文化。在昔航海技术和海上交通运输业不发达的年代里，渔民是海上最活跃的人群，他们的习俗、信仰、忌讳、交际、歌谣、传说，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闽台海上的渔文化。
举个细微的事例说，渔民称高于海面的陆地为山，岸上称山上、上岸叫上山，有些海岛乃以山名，如“热壁山”；渔民也称小岛为屿，某些小岛则被称为屿，如“葫鱼屿”（即钓鱼岛）。细细研究起来，“热壁山”也叫“叶壁山”，在福州方言里热、叶是同音的，这透露了一个历史信息：热壁山（叶壁山）是福州籍渔民命名的；清代有人将“葫鱼屿”（钓鱼岛）记为“好鱼须”,殊不知在闽南方言里，“葫(鱼)”是捞(鱼)的近音替代字，而“须”是“屿”的近音替代字。这表明钓鱼岛及其别名“葫鱼屿”，是闽南渔民给的名。这当然也属于闽台海上的渔文化。据说，“渔”字在金文里就定型了。三千年前，它的汉字字形是流水旁的一条鱼、一群鱼。到商代很有趣，明确画出了用手抓鱼。
福建六千年多前就有先民的海洋采捕活动，四五千年前就出现陶网坠、贝刀，说明闽地的渔文化，达到一定水平。南宋梁克家《三山志》有比较系统的水族记载，明代福建出现了屠本畯《闽中海错疏》、聂璜《海错图》等著作和图册，一时藐视中外。晚清闽县人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更是中国空前详备的海洋生物志，丰富和扩展了渔文化内涵。
新闻传播专业的朱家麟教授以“渔文化”为标榜，“跨界打劫”，在前人基础上，以现代科学眼光，结合亲身经验和田野调查，接连写了三本《厦门吃海记》，把鱼、渔法、海洋状况和籍海生活人群的故事、历史，用一个吃字穿引起来，精彩纷呈。
《厦门吃海记》的许多篇章，往往从渔民给鱼的命名说起，快言快语、活灵活现地讲述有关鱼的一切：产地、生性、形态、传说、烹饪、食用等，令人读来直呼快活快活！例如：关于“红娘子”，朱家麟教授用简洁的语言说了一通繁难的考证、讲了一连串有趣的故事后写道：“最近看《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卷五载有‘红娘子’的区别：‘红鱼有二种，大者满尺，俗呼红头鱼，泉州谓之捺润鱼，其二三寸许者，俗呼红鱼子，泉州谓之红娘鱼’。原来古人早就分清了。文化失传，害得我绕了半天八卦阵”。
《厦门吃海记》借这类个案的集合，做闽南渔文化的描述与研究。写作方法上，《厦门吃海记》也尝试学术化与通俗化并进。除了适应当今读者碎片化阅读采用的短段落结构，文字中那些闽南特色语言、谚语、俚语别出心裁的运用，常常令人莞尔。当然，外地读者也许不能尽解其中妙趣。
我同朱家麟教授是一起长大的髪小：一块上学、一伙下乡务农、一同在学术上成长。《厦门吃海记》将学术研究、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做一炉共冶，具有科学、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我相信其必为传世之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