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一直在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我祖父在他晚年为何会做出一连串‘解禁’的决策(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如果他真的是‘独裁’，为什么会在最后放弃‘权威独裁’的舞台？却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并直接与间接地促成了今天台湾民主制度的可能。
“我只是很单纯地觉得两蒋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会犯错；我们不需要用‘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样的‘神格化’赞词去神化他们；我作为一个他们的后代子孙也恳求曾经受过伤害的人，没有必要再用‘独裁杀人魔王’这样的词去宣泄对他们的恨意。他们跟你我一样，都只是凡人，只要把他们继续留在神坛上，就会伤害一批当时的受难者后代的心；另一方面，只要去对他们做鞭尸(即使只是言语上的)，那也会对一批当时效忠他们的人及其后代带来心痛的感觉；这充满矛盾，但这却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事实。”
他甚至会说“50年后，我们的子孙很可能会为这位被现在的部分民众批评为贪腐的‘总统’盖一个民主纪念碑”。因为陈水扁是“历史上华人世界里第一个没有办法保护家人免于被诉的‘国家’在位领导人”。
当然在他看来，绿营也不是什么好角色。国民党固然存在党产问题，民进党又何尝不是呢——民进党的党产却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无形的“人民对专制戒严时代的恐惧”，和他们“冲撞威权体制后得到的一张没有填上数字和日期的支票”。“国民党的党产要不追讨回来的话，永远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阴影。而假如我们不把民进党的这张支票，拿回来充公或撕掉的话，那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每逢选举就嘶声呐喊的无奈与恐惧中。”
开设计公司的蒋友柏把营销理念也引入到了对台湾政治的批评当中——“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民进党与国民党不习惯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来操作竞选策略，每次到了选举，这两个党用的都是负面的策略；他们没办法带给选民“hope”(希望)，却很会操作“fear”(恐惧)；绿营总是不断地提醒民众以前国民党时代做的一些错事，国民党政权如何在中国大陆战败、如何在台湾实施独裁统治、二二八、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一连串抗争、牺牲追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不断地重复向选民提醒那一段岁月，勾起他们不愉快的回忆，再把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跟国民党画上等号。而蓝营的选举策略也是一样，不断地提醒他们的选民，说什么民进党选赢了就会“去蒋”、“去中国化”、把外省人赶走、把军方眷村和公务员的福利取消……，两党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来恐吓选民把票投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