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智库和战略界的一些人士又开始别有用心地“建议”印度政府，或明或暗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在多领域发展与台湾地区的所谓“战略关系”。对印度国内这种动向，笔者认为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从这种声音出现的背景来看，一是中印边境的大规模对峙仍在持续，边境局势越来越朝着可能长期化的趋势在发展；二是印度政府心里是希望边境对峙能按照其诉求尽早解决的。为此，印度一些战略界人士认为，只要能避免在谈判中使印度陷入被动，可以使用一切能够用到的“杠杆”，打“台湾牌”自然也是其考虑的一个可能选项。
事实上，印度能用上“台湾牌”也就是最近十来年的时间。1949年10月印度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后，二者渐行渐远，印度一直支持在联合国内赶走国民党政府，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便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台湾也没有与印度有多少来往联系。印度同台湾真正建立联系是在1995年。当时台湾李登辉当局想“拓展空间”，而印度彼时开始搞“向东望”政策，由此建立了非官方的正式机构。直到印度经济开始崛起，台湾才日益注意到印度的重要性，二者在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的联系日渐增多。
首先，当前国际大气候看起来为印度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掺和”提供了些许便利的空间。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出格的举动，加上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不择手段拓展所谓台湾“国际空间”，新德里的媒体和战略界一些人士就按捺不住，觉得印度似乎也可以玩一把“台湾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加上中印边境对峙局势的叠加影响，台湾在印度媒体里的“能见度”不断提升，各种鼓吹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声音屡屡出现。一些印度媒体还采访台湾“高层官员”，甚至还有人鼓吹印度要和台湾“建交”。
其次，同时也要看到，印度人民党政府自2014年5月上台以来，一直在涉台、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放宽政策底线。2016年印人党两位议员就曾扬言要参加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由于中方抗议后才撤回。同年，印度22名议员又史无前例地成立了“印台议会友谊论坛”。2020年印人党两位议员同样是以视频方式参加了蔡英文的“就职典礼”。
印度用这种“小步快走”的“擦边球”方式，间接地支持和鼓动了台民进党当局。而印度政府则以“媒体自由”作为挡箭牌，一定程度上默许印度媒体积极地为“台独”势力及其言论提供空间，在提升印台关系上不断迈进，由此达到了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澜（Gourangalal Das）所称的“印台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三，迄今为止，印度政府在官方层面并没有胆量去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不论是印度议员或其前官员要“访台”，都被要求必须持私人普通护照，而非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印度和台湾的关系发展，目前主要还是聚焦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等方面。不过，要警惕的是，双方以“经贸和人文”为幌子给二者之间的关系注入实质内容。例如，1995年成立的印度台北协会，其印方负责人起初派遣的是印度退休外交官，但是随着形势变化后印度开始派出外交部正式官员来担任。2020年7月，印度外交部更是任命其美国司司长戴国澜为新任印度驻台代表，颇为引人注目。在印度的台北经济文化中心最初仅有一个，后来发展到两个，其负责人更是对外以“大使”头衔到处活动。
眼下，印度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有了更多的“政治动力”。台湾要减少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推动“新南向”政策，印度庞大市场看似是个“香饽饽”。像台湾这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必须寻找大的经济腹地，民进党当局企图将印度作为中国大陆市场的“替代”选择之一。与此同时，印度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双方在电子产业的软硬件上各有优势，存在着合作空间。加上印度目前要同中国经济“脱钩”，限制打压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商品进口。因此，印度呼吁台湾投资，承诺给台企创造良好环境，特别是用“印度制造”倡议和“电子印度”倡议来吸引台企。不过，口号响亮，现实骨感。2020年10月台企纬创在印度的工厂遭暴力打砸事件，让台企多少能感受到印度营商环境的冷风。
就目前印度与台湾的贸易额来看，只有与中国大陆贸易额的约1/20。投资上虽有不少增加，但是却注定缺乏持续性。但要警惕的是，双方谋求以经贸合作来推进实质的“官方关系”，特别是去年10月被媒体曝光的“印台自贸协定谈判”。虽然印度官方否认，但却不排除可能性。
总之，印度当前能在台湾问题上蠢蠢欲动，不过是几个消极因素的叠加才造就的。台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诉求，碰上了印度印人党的强势执政和中印关系的整体下滑，再加上国际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才出现了这样的消极动向。我们要保持对印台关系的敏感性并注意提醒印度方面，一旦印度敢越过红线，就必须在对等问题上采取即时反制措施，这样才能让印度方面三思后行。（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