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年曾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吹嘘为“第八代奇迹”的高科技招商项目——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的液晶显示屏工厂正面临“牛皮吹破”的风险。虽然富士康也对该项目进行了投资，可规模和预计雇用的人数与当初承诺的相比大大缩水。为此，威斯康星州和富士康大打口水仗，州政府指责富士康不履行投资，而富士康企业则反指地方政府没有明确税收优惠政策。
这种地方政府与招商引资项目间的后续冲突，中国人并不陌生。特别是这几年，土地财政热潮渐渐退去，为了开拓区域经济发展新潜能，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追逐热点领域、高科技行业的招商引资，对“好项目”争先恐后、攀比着开出各种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常听到一些地方官员为抢项目“不惜一切代价”的豪言壮语，最终却“踩雷”伪优质项目，轻则陷入“牛皮吹破”的尴尬境地，重则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损失，引起社会质疑、官声扫地。
其实，无论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美国，还是工业化、城镇化刚刚到达一个临界点的中国，地方政府对有潜力的投资项目招商，都不免要辅以某种优惠政策，这本无可厚非，也符合发展经济学客观规律。我们要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投资项目都不可能没有风险，这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城镇化初期房地产“贷款、圈地、捂地、等升值”的项目投资逻辑完全不一样。因此，无论中外，积极寻求本地支柱产业、龙头企业新投资的地方官员，都是值得嘉许和鼓励的，起码要比那些惧怕风险、懒政惰政的官员强。问题是，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和资源，尽量不去“踩项目的雷”，选择那些“风险收益比”高的项目。
首先，需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克服对投资热点的盲目虚荣。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在本地支柱产业的选择上，既要充分利用本身的比较优势，更看到本区域的发展要素短板，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战略。在互联网时代，热点投资行业和项目更容易被媒体炒作和传播。很多高科技领域，如芯片产业的投资，并非是一两个项目就能带动起产业的集聚效应，往往需要持续的高密度资本投入和配套产业的引入。尤其是边远地方的政府更要理性看待网络“鸡汤信息”，从心理上克服对高科技项目的崇拜和冲动，把有限的土地和财政用在恰当的招商项目上。
其次，地方政府需多利用金融“外脑”，辅助投资决策。现代区域经济的任何政府投资，都是有综合收益和经营风险的。地方政府在项目中的成本是土地、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预期收益则是就业、增量税收、城市更新等，且需要放在“时间轴”上长期衡量——项目到底是赚，是赔？答案并不简单。因此，地方政府需要独立第三方的外脑支持，而最佳的外脑无疑是投资领域的金融机构研究，尤其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项目研究。在金融领域，商业银行的融资项目研究，偏重间接融资、也就是贷款抵押物的价值研究；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研究，则是针对项目未来现金流和综合收益的长期价值研究。因此，地方政府可加强与相关机构研究的持续合作，利用其研究对行业、企业和技术发明的定价能力，指导自身的投资决策。
第三，地方政府需广泛搭建平台，培育本地科技成果转化的营商环境。关于富士康在美国投资的案例研究，对于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政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毕竟，像富士康这样拥有品牌和信誉的跨国企业，其对投资项目的选址要求往往极为挑剔。对于大部分的中国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有效合作，充实本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孵化能力，就变得格外重要。科技成果转化友好型的营商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各类型的共建平台——以笔者参与的某地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实践为例，地方政府可定期不定期地举行活动，让科技发明和专利持有者能愿意到地方来、逐渐建立信任、形成稳定预期，通过科技项目和投融资交流，最终把有潜力的项目落地，通过有地方政府参与的产业基金共同经营项目，分享项目收益、共同承担风险。（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