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肆虐蔓延，美国成为重灾区，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及失业率急速攀升，重创其国家竞争力及全球超级强权大国形象。反观中国，因国家发挥紧急动员能力有效消弭疫情危机，防止进一步扩散，普遍赢得国际社会认同与赞赏。
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初积极抗疫，为全世界争取时间，本着人类共同命运一体的理念，携手各国共同抗疫。而美国在疫情中应对处置不力，将近百万余人受感染，不仅没有对全球疫情发挥领导作用，反倒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重创其全球霸主形象及降低其领导威信与实力，削弱全球领导力，甚至认为疫情将导致全球“去美国化”。
但也有人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并无受到影响，其地位依然坚固。提出美国在此次疫情应对失策源自于特朗普政府问题而非美国体制问题，美国的领导威信与领导实力皆不会因疫情受到严重削弱。
无庸置疑，相对于中国在自身抗疫取得一定成效后，积极对外提供帮助形塑其负责任文明大国形象，而美国却采取批判中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做法，藉此转移国内政党及民众对其疫情治理不力批判。美国因疫情初期处理不当，带来极大损失，美国政治人物利用疫情灾难指责中国，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年在疫情治理危机下转移焦点卸责甩锅中国，导致中美两国原已恶化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这呈现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从而导致地缘政治激烈竞争，疫情肆虐可能会加剧中美的“脱钩”，也影响中、美两大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首先，中美两大国面对此波疫情防控处置所展现的能力、策略及成效，凸显后疫情时代两国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及全球霸权国地位发展之分界线。中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扮演者协助者、支持者角色，力图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然因西方国家陷入疫情肆虐，各自为政、领导无方，为平息国内民情激愤以卸责，不断以病毒来源地构陷中国，运用舆论丑化及形象污名化作为攻势，例如在新冠病毒名称“污名化”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批判“中国集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在形象上标签化中国公共建设、医疗卫生水平落后；批判武汉封城及封闭式小区管理、限制交通运输是“罔顾人权”。
其次，美国结合各国向中国索偿债务，并未获得普遍响应，且欠缺国际法基础。全美17个州的总检察长，以联名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其共同的身份皆为共和党人。该信继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对美国各州及联邦造成巨大损失。美国官员已多人曾将其疫情暴发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指责中国隐瞒实际感染数量，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实信息。密苏里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国政府，该州总检察长施密特也是这封信的署名者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中国隐匿疫情，跨部会官员拟将规划“报复性措施”，以惩治或向中国索赔疫情损失。
中国政府则澄清早在1月3日，中方就已开始正式定期向美方通报分享有关信息；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驻中使馆就已发出赴武汉旅行的健康警告，1月25日美方宣布关闭驻武汉领馆并撤出其人员。2月2日美国政府就已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美国试图锅甩给中国，让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宣称将向中国进行国际求偿。或有论者以为此起诉讼实为“纯属恶意滥诉”，有违基本国际法理。
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并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此类滥诉非但不利于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疫合作理念背道而驰。提出追偿中国的诉讼实欠缺合理性，例如2019年美国H1N1在美爆发蔓延214个国家，酿致20万人死亡；又艾滋病最先在美国传出；2008年的金融灾难源自美国引发全球危机等，上述疫情、病毒感染与金融灾难皆源自美国，但国际社会并未向美国追讨求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疫情处置方式，质疑其过度亲中偏袒中国，并指示暂停美国的财政支持，甚至批判秘书长谭德塞不适任要求其下台。美国暂停世卫组织的资助，可能弱化全球卫生机构对疾病控制力；削减这些预算将使美国民众及各国人民的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若世卫组织的疾病监测中断，则未被发现的疫情风险可能上升。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古雷斯及不少各国领袖并未追随美国步伐，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中做为轮值主席的美国遭到抵制，英法德义加等国咸认为此时不仅不是要减少WHO资源，反而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共同遏制新冠病毒，并表示对WHO支持与肯定，这对减少全球民众在健康、生命及财产损失有所帮助。尤其是英国加码捐助6500万英镑给WHO，不少国际媒体也批评特朗普的不当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