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除了具有原始的中国文化元素外，还有她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殊情景。正是因为这些特殊情景造就了台湾当今的政治面貌，即逐步建构起了有异于母体华夏文明的台湾社会的共有知识和集体身份。共有知识和集体身份属于政治意识的一体两面，共同支承着后者。
政治意识包括“实在”和“想象”两个方面，自然属性都属于前者，社会属性属于后者。按照这样的分类，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实在”部分主要包括生活的地域范围、境内的人口总数、所处的地理位置、使用的交际语言、所属的人种肤色等五个方面；“想象”部分包括政党偏好、政治参与、政府质量、司法公正、政治认知、政治信任、统“独”立场、社会治安、国际空间、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台湾走向等多个面向。
“想象”部分是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主要内容。自然属性中的地理属性是“实在”的政治意识的内核，起着中心地位的作用。地理属性不仅是“实在”的政治意识的支架，而且也是“想象”的政治意识得以建构的支撑。换句话说，没有地理属性，就不会有任何存在意义的政治意识。建构在地理属性之上的地理认同，便是政治意识中的最核心的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都必须依附于它才可能有生存土壤。
（一）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后天建构。
政治意识作为一种主体间（施动者）的共有文化，被施动者造就并受施动者支承，离开了施动者，政治意识也就随之崩解。换句话说，从最原初的概念追溯来看，政治意识产生于政治社会，在自然状态中，不存在所谓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这一本身的存在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杜撰出来的，它们是社会存在物，不是自然存在物，即不是自然本身。政治意识的内容是对社会的反映，其内容既可以是自然属性，也可以是社会属性。政治意识的社会属性依赖于自然属性，但不必然由自然属性所决定。简言之，政治意识的社会属性既可以是其自然属性的直观描述，也可以是自然属性的扭曲解释。
政治意识到底取决于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治体制当中都有不同的路径与模式。例如，在前现代社会和非民主社会，政治意识的内容大多由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决定，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政治意识不是本文致力于所阐述的政治意识的概念，因为它缺乏其建构要件。在现代社会和民主社会，尽管政治意识仍然受到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的影响，但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不再是政治意识的唯一建构者，政治组织亦或公民个人都是政治意识的共同建构者。
2014年7月，蔡英文透过Google好问平台表示，“随着台湾民主化，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这样的事实与状态，如何去‘冻结’？如何去‘废除’？”可见，在她看来，“台独”这种“政治意识”的出现并非是由政党政治塑造的，而是台湾青年与生俱来的“胎记”。殊不知，蔡英文这一言说既不符合理论逻辑，也经不起现实推敲。就“台独”观念本身而言，它不是本文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竞争的副产品，它不属于社会互动的直接产物，而仅仅是指涉一种“主我”（自认为）的自有观念。
如果要从理论上对之进行分层，那么其应该是一种建构关系中的被建者。可是，为什么台湾民众的主体性意识与日俱增，事态愈发高涨？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政治人物善于将地域认同和政治认同混同使用，将地域认同偷换成政治认同。当政治认同与地域认同捆绑在一起时，民众就无法不被这种“政治认同”洗脑，这是一种“被迫”、“倒逼”的“政治意识”灌输模式。因而，台湾政治人物一到公共场合，尤其是每逢选举，“台湾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台湾人民”等政治词藻就成为宣传政治理念的主要标语。由于政治话语都是以台湾为指向，久而久之，假借台湾地域认同制造的台湾政治认同就被当成是“台湾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