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虽然民、共在两岸政治定位方面还缺少一致性的共识，但目前为止仍务实灵活留有余地，不把话给讲死说绝。以赛局理论而言，为了让整个赛局有意义地延续下去，进而在未来合作且获利，“不能让对手一无所有”就是初期互动的重要认知，特别在双方欠缺足够的信任基础下。此外，在难以通过“一次性”或“最终处理”模式解决复杂问题的情况下，采取渐进模式，同时寻求“双方虽不满意，但是都可接受”的次佳方案的态度，才能在顾及双方的立场与得失之间解决争议。两岸经历了不同时空与多回合的博弈后，对于建立上述的互动模式至少已有了初步的概念与操作的方式。
如果双方都认知两岸互惠依存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认识到必须建立合理的互动关系并逐步累积信任基础，现阶段两岸关系的消极因素究竟是什么呢？主要是北京与民进党的战略选择有所不同，因为双方存在“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之间的本质差异。
对于北京而言，“九二共识”不只是国共之间的政治默契那么简单，其政治价值与意义置于台湾政局转变之上，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核心条件，是维系两岸关系最低的政治底线与信任基础。在此基础上，北京希望民进党可以对“九二共识”有正面且清晰响应，“必须面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或是“两岸关系是国家的内部关系而非国际关系”。显然，“战略清晰”是北京选择的道路。
对于民进党而言，“中华民国宪政体系维持现状”之说的本质，就是某种“战略模糊”。一方面区别了“台独党纲”的清晰但不稳定的路线，同时也在“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本立场中，逐步寻求建立“台湾与世界”以及“台湾与中国大陆”这两组关系的政治论述。平心而论，这也是民进党长久以来最薄弱的部分，因此民进党只能亦步亦趋谨慎为之，深怕陷入路线之争或因为空洞引发外界批评。因此，“中华民国宪政体系维持现状”之说，尽量包含两岸关系论述中的各种可能，刻意在两岸政治定位与两岸政治关系选择了“战略模糊”的路径，从而引发北京的疑虑。
很明显的，现阶段两岸的争议来自于“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路径差异，在民、共欠缺政治互信的现实中，此种困境必然会被放大，并严峻考验着两岸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尤其是即将上台执政的民进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