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9月23日讯 台湾《新新闻》周刊1176期封面故事发表杨照的文章说，陈水扁不但Ａ钱犯罪的手法简单得很，威胁利诱说的话，狂搜发票的做法，都直截了当，没什么修饰，更没什么掩饰。手法上的平庸不讲究，反映了另一种平庸－－不把这些罪行当一回事，把明明是犯罪的事看做每天会发生的日常活动，于是绝大的罪恶就被平庸化了！
文章内容如下：
扁案一审判决，陈水扁、吴淑珍被判无期徒刑，有人觉得太重；陈致中、黄睿靓被判一、两年缓刑，有人觉得太轻。太重太轻的评断，人之常情，毕竟从来没有判决可以让各方满意的。
比刑期长短更重要、影响更深远的，其实是厚厚一千五百页判决书里罗列出的本案相关事实内容。重要之一，一审的基本精神是事实审，一审法官有很大的权力，也有很大的责任，要努力“发现事实”。除非有戏剧性的新事证出现，否则二审、三审就以一审调查、发现的事实为基础，不会轻易接受重新调查的声请。
重要之二，审判后几日内，判决书陆续送到各方手中，就连被告陈水扁方面，都没有对判决书内载明的事证发表意见。未来还有其他案件是另一回事，至少针对这次审理的几项案情，事实基础已经在判决中确立下来。
陈水扁在判决前发表的声明，说自己：犯了“社会文化的罪”；宣判后，辜宽敏替陈水扁喊冤，说法是“拿了八、九亿就要被判无期徒刑？”这样的反应，从不同方向显示：这八、九亿金钱确是事实，只是有人不同意被引用法律法条惩罚的合理性，有人不能接受行为与惩罚之间的比例原则。
从悲观，找尊严 民主漏洞不是无底洞
我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还没有多久前，社会上普遍弥漫著一种悲观气氛，很多人认为不管特侦组怎么审、法院怎么查，都不可能真正查到事实。连带地，究竟陈水扁在“总统”任期做了哪些事，经手了多少钱，到处是谣言，以及无根谣言引发的无根辩论争吵。好像谁都可以、都有资格可以对扁案的事实内容东说西说，有人不断向上加码，就有人不断否认，但加码的内容、和否认的宣示，同样没有一点事实基础。
那其实是“扁案”带给这个社会最大的伤害。民主体制里设计的监督制衡，好像在陈水扁神通广大下，彻底消失了。好像他高兴Ａ多少钱、高兴跟企业如何勾结获利，都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什么限制，谁能对这样的民主体制继续抱持信心？谁能信任这样的民主体制会是对的、好的选择？
判决书至少恢复了一点民主的尊严，以及自任民主的空间。民主果然有很多漏洞、有很多问题，但民主还没有糟到选出一个只拿了三九％选票的“总统”，然后就只能眼睁睁看他作贱民主、为所欲为，谁都不能拿他怎么样。
判决书，说分明 看出弄钱的来龙去脉
从判决书建立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追索、因而理解了这些钱怎么进怎么出，也就明白了扁家所行所为有其脉络，同时也就有其限制。这些钱加总看来数字庞大，但事实上每条款项的规模，必定还是有其合理来源及理由的。
扁家弄到的钱，基本上分成两种来源。一种是对企业家“募款”，以不言明的威胁或利诱，让企业家将钱送进官邸里去。利诱的部分通常牵涉比较具体的方便、建设上的方便或行政程序上的方便；威胁的部分相对就模糊笼统多了，隐约指向运用公权力可以查缉、“修理”企业的暧昧乃至不尽合法行为。
不管是利诱或威胁，这种手法能发挥的效果，毕竟还是牵涉到相对规模。企业家愿意“捐献”的金额，还是和他自己认定利诱、威胁影响幅度，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有几十亿、乃至上百亿金钱，像传言中那样在神秘帐户间飞来飞去。
另外一种Ａ钱的来源，是将“国库”里公家的经费，搬进自己口袋里。这部分主要涉及的，当然就是“国务机要费”。扁家先入为主认定：“国务机要费”就是他们有权利中饱私囊的“补助”、“零用金”，所以用几乎不太掩饰的手法大Ａ特Ａ“国务机要费”。然而即便如此，吴淑珍还是得透过“贵妇团”帮她搜集发票，还是得将发票交给陈镇慧作帐，还是得由马永成、林德训经手报帐，并不能高兴从“国库”搬钱就搬钱的。
我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事实证明，台湾的“国库”收支程序，尤其牵涉到“总统府”与“国务机要费”的部分，是有不少漏洞，不过有漏洞不等于没制度，尤其不等于没稽核管制，可以任当“总统”、当“总统夫人”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漏洞存在，因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他们出于贪念挪用公款，不过不管他们如何主观认定，挪用公款的事实在这个有漏洞的系统里还是会记录存留下来。
所以不可能存在着庞大“国库”金额，光靠“总统”权力，或“总统”加少数不肖亲信，可以不留痕迹五鬼搬运的空间，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国家”的钱，还被藏在扁家什么奇案、什么神秘帐户里，这类过去浮夸乱吹的谣言，应该可以不需再来骚扰、荼毒这个社会了。
论手段，不高明 无德不自制没人能比
一审判决书让我们看到扁家的胡作非为，然而同时也让我们体认到这样一个荒谬狂妄家族的限度。他们是贪婪的人，而不是具备三头六臂、神通本事的怪物，他们嚣张用着一些自以为高明的政治权力伎俩，那些手法摊开了，其实也不过尔尔。累积从党外到民进党，几十年政治募款、与企业家打交道的经验，学会这些招数，一点不令人意外。祇是一来，同样懂得这些招数的人，都不曾爬到像陈水扁那么高的位置上（以前到那种权力顶峰的人都不需要学这套募款手法）；二来，扁家敢于将这些招数手法使到极端使到绝，心中没有一点道德的限制，没有一点“总统”地位的自尊自制，这两件事上，别人无论如何比不上扁家。
和过去沸沸扬扬许多讨论论点相反，一审判决书显示了：扁家和别人最大不同之处，不在其本事，而在其肆无忌惮的程度。从陈水扁到陈致中，他们在整件事中并没有展现特别的智慧，没有发明什么特别的手法，既缺乏新鲜的创意，也缺乏绵密细腻的执行能力。
很抱歉地说，整件事甚至算不上是“智慧型犯罪”。案发之后，扁家的反应，也都不是与检察官斗智，或去设置层层关关误导法院的歧路指标，而是从头到尾只诉诸于狡辩诡辩，与进行政治动员来施压。又要很抱歉地说，连自救的过程，都没怎么运用智慧。
案情发展过程，不管是“国务机要费案”、龙潭购地案或南港展览馆案，都有些曲折变化，产生不少戏剧性焦点，然而仔细检验，我们又会发现，就连这些戏剧性题材都跟扁家没什么直接关系。
“国务机要费案”的戏剧性，在于那些搜集来的发票五花八门，从奶粉、儿童英语教材、汽车杂志、狗狗美容一直到第凡内的钻戒，的确提供了许多街谈巷议；龙潭购地案有莫名其妙多出来、不知该退还给谁的一亿现金，听得人目瞪口呆，后来还演变成辜成允要吃诈欺官司的奇怪结果。
可是这些插曲，不是出于扁家的设计，相反地，显露出扁家的粗疏。那么多的判决书内容，耐着性子看下去，愈看愈清楚，这整件事中间一点神奇、神妙之处都没有，彻头彻尾是“平庸的犯罪”。
不动脑，不掩饰 神话破灭完全没智慧
而且是双重意义下的“平庸的犯罪”。第一层意义，扁家Ａ钱犯罪的手法，简单、平庸得很。这里面牵涉的自以为是，远超过智慧设计。他们自以为是地觉得当了“总统”还是可以继续聚敛积财，所以就把能弄到手的钱拚命弄到手，没多用什么脑筋。威胁利诱说的话，狂搜发票的做法，都直截了当，没什么修饰，更没什么掩饰。甚至包括金钱的处理方法，租金库搬现钞，或随便听理专的话开海外帐户挪来挪去，也都粗糙平庸得很。
手法上的平庸不讲究，反映了另一种平庸－－不把这些罪行当一回事，没有罪恶感的平庸。把明明是犯罪的事看做每天会发生的日常活动，自我催眠自我相信：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绝大的罪恶就被平庸化了！
读完判决书陈述的犯罪事实及犯罪经过，在大大松一口气之际，难免还是有点小小的失望，以及失望连带唤起的反省。
失望是：原来陈水扁及扁家如此平庸，哪有像前一阵子媒体想像、讨论的那样神通广大？他们甚至连多动点脑筋想有创意点的方式来Ａ钱都懒得做！那么显然：从案发到现在，这过程中我们社会集体进入了一种夸大扁家能力的奇怪情境里，多少人前仆后继参与创造了奇怪的“阿扁神话”、“吴淑珍神话”，把他们说得厉害无比，把他们出入“国家体制”、出入政商关系的本事，无限上纲予以膨胀。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平庸的犯罪”想得讲得那么神奇？这种想像中反映了台湾社会什么样的扭曲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反省反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