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8月14日独家专稿 台湾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公孙策在台海网发表专文指出，台湾“外交部”最近撤除五个“外馆”，动作很大，因而引起争议也很大。同时传出最高领导人马英九要求“外交”人员“再教育”，以期彻底改造思想，扬弃过去“金钱外交”、“烽火外交”的思考，建立“活路外交”的思考。
关于这件事，堪忧的是，都要等到马英九“出访”拉丁美洲，才发现“驻外”人员“思想守旧”；可喜的是，看来马英九要亲自主导“外交改革”，这将大大提高改革的成功机会。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掀天揭地，洗筋易髓”的大改革，其中称得上“圆满达成”者仅仅两次，一是汉武帝的改革，其中影响数百年的是货币改革(五铢钱)，影响二千年，迄今不衰的是独尊儒术；一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革新，造就了后来胡汉一家的大唐帝国(天可汗)，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高度国际化(从观念到实务)的时代。──这两次改革都是“最高领导人发动”，因而能够达成目标且结局圆满。此所以我们对马英九“总统”亲自主导“外交改革”，充满期待。
然而，现在毕竟不是专制帝王时代，马英九的意旨也不容易做到“百分之百被执行”。所以，历史上两次由宰相推动的改革，乃值得今日借镜。
明朝张居正推动的改革，被视为成功的例子。他最成功的部分在财政改革(一条鞭法)，他之所以成功推动改革的首要条件，是他个人的权谋超绝，但这两项非本文主题。值得今日台湾拿来作为外交借镜的，是他对北方边患蒙古的军事与外交政策。
明朝初叶，明成祖北伐，将蒙古(元朝残余势力)远逐。可是到了中叶，蒙古领袖俺答英武非常，一再入寇；大明帝国则因朝中严嵩弄权，边疆将领颟顸；俺答数次攻入山西，威胁北京。张居正入阁之后，先将南方剿倭寇名将戚继光北调，并将北方防务全数换成得力将领(如李成梁、谭纶等)，今日现存的长城，正是明朝那时开始修建。
等到军事上不再受威胁，张居正展开外交手段，与蒙古进行通商互动，标定十余处开市，形式则有政府掌握的“贡市”、“马市”，以及民间私人交易的“民市”，和每月一次的“月市”，外加不定期的“小市”。蒙汉两族透过频繁的商业往来而互利，长期的和平更促进了社会的交流。
张居正“先求国防安全，次求和平外交”的作法，足堪为今日台湾的最佳借镜。而宋朝王安石的变法，则足为今日台湾的警剔。
王安石的变法事实上失败了，可是历史对王安石的评价却不低。原因之一是王安石本人品德无瑕(相对张居正却生活奢华)，原因之二是他提出的“新政”确实能切中时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不得其人”，事实上，当时名臣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东坡)等都属“旧党”。可想而知，文官体系中的正人君子多数是那些“旧党君子”的门生，而趋从新政的自然大多数是投机份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因。
马英九亲自主导“外交改革”，首要之务乃在“革”去思想颟顸的高阶主管，若不能汰换那些人，而要求那些人主持“再教育”，能教出什么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