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口述 王方整理
我父亲李纯生于1928年，祖籍是山东，出生在云南省的路南县（现在的石林县）。
抗战爆发后，父亲就读的中学被迫无限期停课。当时正好遇上黄埔军校空军分校在云南招收新兵，几经波折，父亲终于成为国民党空军的一员。抗战结束后，他们这批学员很快集体搬到位于杭州的国民党空军中央航校，开始军旅生涯。
赴台前秘密入党
在军校内，父亲和一名黄姓同学成为莫逆之交，俩人同进同出，一起探讨时局，黄同学的许多见解和分析对我父亲有极大的启发和引导。
父亲还记得，一天黄同学突然问起自己对共产党有何看法。父亲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过于腐败，没有资格治理国家，应该由共产党替代。父亲说完后，黄同学马上提醒说，“这话不能再对任何人讲，即便你有这样的观点也只能埋在肚里，藏在脑中”。
父亲听后也感失言，他很感谢黄同学的警觉。之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刻中国时局非常混乱，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当官的却加紧贪腐，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军校的同学都有对时局不满，但国民党当局对军校学生的思想控制更加严格，还鼓动学生之间揭发“思想和国民党不同步的人”，大家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一天黄同学神情严肃地对我父亲说，“我得到消息，我们这批空军学生都要和蒋介石一起去台湾，军方看管很严，我们没有反抗或逃跑的机会。我和你摊牌，我是中共党员，今天我准备发展你加入共产党，到台湾后我们要从事地下工作，我就是你的单线联系人。”
原来黄同学对我父亲的考察早就开始了，他非常确定父亲肯定会同意入党。事情的发展果真如他所料，父亲毫不犹豫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军校上层宣布，学生一律不准外出，随时听候命令。第三天凌晨，航校学生全部像被打包一样装进大卡车送往机场，然后就直飞台湾。
准备弃暗投明
父亲在台湾期间与黄同学积极收集所在国民党空军单位的各种情报，并将其汇总成材料传递回大陆。然而不久后国民党情报机构有所察觉，根据当时的情况，一旦暴露身份肯定会被枪毙。面对紧急情况，党组织迅速决定撤离。但因事发仓促，我父亲没能及时撤离，并与黄同学失去联系，也没有新接头人的联系方式。
此时台湾政治时局越来越紧张，每天都有“共谍”被抓走，隔几天就能看见“某某共谍”被枪决的消息。父亲认为早晚会查到他，而且自己确实是中共党员，还参与多起情报传递工作。由于无法和组织联系，得不到组织的指示，他只好选择单独行动“弃暗投明，驾机起义”。父亲开始观察机场人员的安排和飞机的调配等情况。上飞机对父亲来说是小菜一碟，但要把飞机飞到对岸可是个大难题。因为国民党为提防有人“驾机叛逃”，规定每次加油最多只能加一半，这样飞不到台湾海峡对岸就会掉进海里。我父亲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一名和他关系不错的同学值班做加油官之际，私下求情或许有成功的可能。
惊险驾机返回大陆
1950年1月3日，台湾冈山机场上空阳光灿烂，这是父亲的训练日，正好也是好朋友值班当加油官。父亲想，今天不走的话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走，唯一的难题就是能不能加上满箱燃料。
他上机前先和朋友套了许多近乎，然后用突然想起的神态说，“兄弟，今天你帮我加满油，前天有几节训练课程被拉下，今天趁着好天气，我全部补上。”
朋友一听要违规加油后一脸愁容地说：“发现了是要坐牢的啊，兄弟。”我父亲装着不在乎的神态对他说，“我写个条，证明是我要求加练，和你没有关系。”朋友听后还是面露难色，父亲再一狠心，将手上的一块手表送给他。朋友马上转变态度，一伸手就将手表放进口袋，再一抬手把油箱加满了。
父亲上机后先是装模作样地按照训练计划在规定空域飞了一圈，发现没有异常后，他突然把机头一转直飞对岸福建方向。此刻机场雷达发现父亲飞机的方向不对，立刻起飞3架战斗机前来追赶。父亲隐隐约约听见塔台对他说，“李纯，早就怀疑你有通共的嫌疑，没想到你逃得这么快！你今天死定了。”
父亲拼命加速往福建飞，但因为驾驶的是教练机，速度没有后面的战斗机快。眼看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幸运的是父亲的飞机已经越过台海中线，后面的追机没敢更进一步，只能返回台湾本岛。
虽然摆脱了后面的追机，但父亲的飞机油量已经见底，油灯警报叫个不停，如不马上着陆就有机毁人亡的可能。此刻找机场已没有时间，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找一块平坦的海滩实施迫降。
好在海滩就在眼前，我父亲找准机会，成功把飞机降落在海滩上。发动机轰鸣声惊动海边工作的渔民，他们以为是国民党军队要“反攻大陆”，很多人拿着锄头朝飞机冲来，有人操起锄头就要朝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父亲头上砸。父亲连忙高喊：“我是共产党员，是驾机起义的，请你们把军队领导叫来。”听到父亲这样一说，渔民们真的就没有再动手，父亲当时想“他们的觉悟还蛮高的”。
不久，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车上跳下一名军官自我介绍说是福建前线驻军的营长，父亲被吉普车送到军营里。经过初步审查后，父亲的大致情况基本搞清了，上级派人把父亲接去广州。
捐献全部现金奖励
广州军区对父亲提供的情况反复核对后表示，对于父亲的党员身份无法查证。父亲表示，“黄同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可以证明我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广州军区调查后表示，黄同学一直使用的是化名，他从台湾撤离后可能改用其他名字，现在无法联系。后来组织表示，父亲的党员身份一时无法查证，暂时只能作为非党员身份参加工作。
父亲还记得，当时前来交代工作的广州军区军官把一个旅行包放在桌上，郑重地对父亲说，“这里边是给你的现金奖励。根据规定，我们对驾机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予以奖励，并安排你到航校工作，担任培养解放军飞行员的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负祖国和人民军队对你的信任与嘱托。”
父亲查看了旅行包里的现金，至少有好几万元，当时那可是个天文数字。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不应该拿国家的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当地政府。后来父亲被派往河北一个航校担任军事教官。就这样，他从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成为新中国空军飞行员兼教练。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偶然发现当年介绍他入党的黄同学，后者此时已经离休。多年不见的两人取得联系后，黄同学马上向组织写材料，证明父亲是1948年就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就这样，父亲的组织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
2018年12月，父亲在北京逝世，为他精彩又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