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推广。教育处编印的“国民学校”和中等学校暂用“国语”课本有了注音表和注音本，民众“国语”读本，左注方音，右注“国音”。全省铁路的站名表、全省公路站名表、民营公司站名表、台北市街巷名称表，在10月间已由“国推会”标注完毕。除铁路各站名牌业已加注了注音符号外，其余则一旦更换新牌，到处可以看见注音符号跟汉字携用。
在“国语”推行中，人手缺乏，“国推会”成立时才12个人，从重庆、上海、厦门各地区陆续来的，到一个人，便开始一个人的工作。至1946年9月，才总算安定下来。完成了几种小册子和一种定期刊物《国语周刊》，其余的只是开了一个头。
台胞大都知道“国语”普及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国语”，跟着收音机的每日“国语”教学来自我练习。要学好一种陌生的语言，文字并不容易，学校禁止教师用日语授课，因此学校的教师只能暂时采用本地方言。不过台湾方言不只一种，如教师用闽南语上课，则客家学生听不懂。
由于在学习上遇到多种困难，加上不满大陆一些军公教人员的低能，1946年4月，台胞学习“国语”的热情由热趋冷。大陆来台人员的“国语”各异，台胞莫名其妙。不得已，一些学校的“国语课”正常用“国语”讲授，台籍教师解释可以用闽南语或客家语，以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一些台籍精英建议，改革常用字及注音符号，供民众及“国民学校”低年级之用，“国语”闽南语并用
1946年5月，在台湾省参议会一届一次大会上，省参议员刘传来提“拟将台湾语暂并用作教育用语案”，理由：“查本省市民教育水准较内地普及，此次重归祖国，自应加紧文学归宗，励行国化教育；然以国内来台师资为数不敷，而推行国语运动亦非一载所能普及，鉴于目下各地实情，各级学校以国语教师人数不多，如欲专用国语教授，为事实上不可能之事，可否在此过渡时期，暂将台湾语参为教育用语，以免文化水准之退落。”办法：“（一）最近物理、数学、生理方面师资，似因国语不精，致甄选落名，望确立一定方针；（二）物理、数学、生理方面教员不拘国语，能否多采用本省人。”大会议决，“送请政府参考”。
台湾省参议员黄纯青提案建议“本省人应学习国语，外省人应学习闽南语”。教育处范寿康处长答复，肯定该提案“不无见地”，“国语为我国之唯一标准语言，迭经中央当局通饬全国普遍推行，务期统一”，“若能不断推行本国标准语言，普及全省不难指日可期”。“至外省人学习闽南语，固为沟通语言之双管齐下措施；但由政府明令实施，于法理上似欠依据，只能在舆论方面加以提倡。”
强制推行“国语国文”
长官公署希望台胞不可再习用日语。“从前你们是被日本政府压迫着不许习用中国的国语和文字，这当然可以同情你们、原谅你们。但如果你们今后老是动笔就用日文，动嘴就讲日本话，个人不以为耻，大家不以为怪，这便是安于奴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是万万要不得的。”对台湾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出生接触的就是日文，日文和中文不同，想在短时间内学好“国语”十分困难。
1946年9月14日，长官公署下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教育处调整各校学习课程，加重“国文”、历史、地理科目，强行规定每周学习“国语”课时数，要求新生入校先补习一学期语文、史地教育等。举办全省“国语”演说竞赛，举办公务员语文实习班，命令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将全省铁路、公路、民营公司站名牌以及台北市街巷名称，一律换成中文，并加上注音符号，以各种措施普及“国语”。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复原有姓名，并禁止民间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但是，台湾“国语”教师及课本缺乏，各县市中小学多由台籍教师教授“国语”。虽有采有“国音”符号者，然发音欠准确，约达三分之二。
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台胞均能使用日语日文，对汉字国语十分生疏。光复初，陈仪暂准报纸、杂志附刊日文版，要求台胞尽快摒弃日语日文，改习汉字“国语”。广大台胞多番指出该政策操切。
陈仪饱受日本文化的濡染，娶有日籍妻子，因痛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恨不能台胞一夜间洗却殖民色彩。他断然表示：“文官任用方面，希望文官考试以日文应试，这一点是办不到的。文官考试必须用国文。但如果目前因国文程度不好，文不达意，变通办法，可于卷后附加日文，以免阅卷者误解其意。……我们推行国文国语，必须刚性的，俾可增加效率。”
10月，长官公署“以本省光复已届周年，为推行国语、国文以及执行国策起见，特将本省各种新闻纸、杂志日文版撒除。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内所有新闻纸、杂志附刊之日文版，并令各县市政府遵照。”
陈仪此举严重堵塞了台胞的资讯管道，导致30余万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台胞，顿成文盲或半文盲。陈仪表示：“充实公务人员的能力：最要紧的是要公务人员能通晓国文国语。现在台湾的公务人员，本省籍的占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的公务人员，负责任，守纪律，服理从善，办事认真；而其唯一的缺点是不通国文国语，以致影响工作效率。为提高工作效率起见，必须使全省公务人员迅速通晓国文国语以充实工作能力。”
光复初期，新旧法令转变时期，台胞不谙内地各种法律，要遵照去实行，难免很不习惯，遇到做不好、做不通的事，就发出怨言。中年以下的台胞，大多不谙“国文”，不懂“国语”，和外省同胞感情隔阂，因语言上的阻碍而发生误解，一时无法补救。
